马云亲自宣布彭蕾卸任蚂蚁金服的董事长，接替她的是CEO井贤栋。
井贤栋和现任阿里集团CEO的张勇都是2007年进入公司的，巧合的是，两人均为财务出身，在晋升的历史上分别担任过支付宝和淘宝的CFO。
而马云曾经失言的「天不怕地不怕，就怕CFO当CEO」的语录，则一再成为媒体调侃的素材，不无尴尬之处，
有趣的是，马云的一语成谶，竟然也是在2007年，他在那时担任《赢在中国》的评委，金句频出，其中就有对于CFO能否胜任CEO职位的怀疑：「财务官的职业是检查，是控制，所以财务官当CEO会缺乏远见。」
还是在2007年，阿里首次把B2B业务搬至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尽管一时也是风光无两，但是相比核心业务已经崛起的腾讯和百度，火候还是稍差。
彼时的阿里，尚未完全脱离创业公司的体量，需要侧重冲锋的统帅，理所当然。而今的阿里，轻舟已过万重山，面临的是「打江山难，坐江山更难」的挑战。
而CFO的长处则在这里闪耀，他们善于均衡的配置资源，确保企业的经营顺畅，同时也往往能够在资本和业务之间剧终居中搭桥，中和两边的需求。
《财富》杂志的统计显示，位列世界五百强的企业里，有着1/3的在职CEO都担任过财务方面的岗位，关注现金流和每股收益，亦是制衡企业陷入盲目风险的管理技术。
所以马云不惜推翻自己曾经言之凿凿的论断，也要把这些对数字极其敏感的高管扶上船长的位置，守业之心呼之欲出。
套用竞技游戏的一条通用法则——「生存下来，才有输出」——公司发展先要平稳健康、杜绝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前线搏杀的将士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至于如何克服相伴相生的缺陷，也就是公司作风偏向保守的问题，马云使用的则是他自2007年又过了3年才想出来的办法：基于投资银行的合伙人制度。
在经典管理学的理论体系里，合伙人其实是股东角色的变种，区别在于股东通过贡献资金换取股份，合伙人则是以「技术入股」分享公司成长的回报。
阿里的合伙人团队已经接近四十人，其中不乏蚂蚁金服平台数据事业部研究员胡喜、天猫事业部产品技术部研究员吴泽民这样并非严格意义上高层管理岗位的八零后年轻员工。
在马云的规划里，是亲自参与事业的合伙人——而非出钱但不办事的股东——掌控着阿里巴巴的最高权力，而投资者则被要求接受这种安排，把董事提名权让渡给阿里「自家人」。
毫无疑问，和马云历史上常常上演的惊人之举相似，阿里的合伙人制度同样争议不小，它挑战的是西方「自古以来」奉行的股东第一的商业文化，如果说阿里价值观里的「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还能说是一种缺乏法理效力的口号，那么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合伙人制度，则是直接与资本逻辑构成了博弈关系。
捍卫股东的利益，当然有其天然政治正确的一面，它就像是民主制度，属于「最不坏」的组织形态，按照产权比例划分权力授予的规则，也达到了数学层面的公平。
所以像是阿里这样非典型公司的权力交接，才会总是倍受瞩目，投资者能否认同那些并不由自己直接选出的接棒人代表自己的利益，势必影响到阿里作为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
不过其实包括苹果在内的科技巨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由于股权极其分散，股东阵营很难在苹果不足十人的董事会里获得比例式的席位，大多数的担任董事的都是独立身份，比如前美国副总统艾伯特·戈尔、迪士尼的CEO罗伯特·艾格、前波音公司CFO詹姆斯·贝尔等人。
直到以强势闻名的乔布斯去世之后，苹果的主要几个股东才联名施压，拿到了一个由股东代表提名的董事会席位，今年早些时候，57岁的CEO蒂姆·库克在股东大会上表态，称「适当的交接指挥棒是我最重要的责任之一」，这意味着苹果也在慎重的设计和处理「接班人」计划。
事实上，硅谷的横空出世，让现代企业突然增加了某种意义上的代际分界，新兴企业以极短的时间周期——相比传统商业而言——坐大势力，绝大多数的企业年龄都还年轻到没有经历到继承的环节，创始人大多正值当打之年，亦没有必要考虑引入职业经理人代为管理。
在中国，现代企业的形成时机较晚，伴随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产权观念不及西方那般平稳，带有农耕精神的家族企业性质往往属于硬币的另一面，隐隐包含着对抗的味道。
吴晓波曾在调研时发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里已有67%的人过了知天命之年，他们大多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但这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企业的有限责任制决定了它的治理体系和人事机制将以能力匹配而非血缘匹配为标准寻找最合适的领路人。
从这个角度出发，阿里其实可以担当在这二十年来波澜壮阔的互联网创业热潮里独具代表的一张样本，马云、陆兆禧、彭蕾的相继退出一线舞台，检验的是这家公司是否拥有完备的人才梯队可以承上启下。
比如接替彭蕾的井贤栋，就是阿里从外部引进人力的成功代表，他是零售业出身，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都有过服役，加入阿里之后长期管理支付宝业务线的财务工作，陆兆禧在蚂蚁金服的董事席位、彭蕾在蚂蚁金服的董事长权力接连由他接手。
根据巴克莱银行的测算方式，它对蚂蚁金服的估值高达1550亿美元，差不多等同于1/3的阿里集团，当这份庞大而昂贵的资产也完成了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的平稳交接，它才有机会放眼下一个十年。
与此同时，阿里的合伙人制度也变相的起到了干部储备池的作用，它挑选出那些能够与公司共同进退的年轻员工，经过假以时日的观察和历练，最终筛选出值得把企业缰绳托付过去的人选。
无论如何，这种薪火相传的思路，自有其苦心和聪察。
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倍加推崇英国宗教作家约翰·班杨所写的长篇巨著《天路历程》，他常引用书中的一句话——「我的剑，传给能挥舞它的人」——来表达对于那些仰慕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骄人业绩的年轻人的期许。
现在，马云也找到了能够挥舞利剑的继承者，不止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