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农工建四大行陆续牵手BATJ，而另一方面，也有不少金融科技公司，开始收回2C业务的触手，转而赋能B端的金融机构，助力后者赶潮Fintech的风口。
从“水火不容”到“水乳交融”
牵手科技公司的不仅仅有中小银行，还有以四大行为首的金融巨头们，双方从“水火不容”变成了“水乳交融”。
去年3月，曾一度担心被银行“扼杀”，公开叫板四大行的马云，出现在了蚂蚁金服和建行的发布会上，左手是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祖继，右侧是蚂蚁金服CEO井贤栋，双方将在信用卡获客、支付、信用体系互通等领域展开合作。以蚂蚁金服和建行的牵手为起点，到了6月，四大行陆续和BATJ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全球情况相似，在美国，2018年1月30日，金融常青树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联手亚马逊和摩根大通成立了合资公司。很长时间以来，住在美国四线小城的巴菲特一直对硅谷很不友好，他声称自己对科技股票毫无兴趣，但最近两年，他开始承认自己看走眼了。
普华永道发布的《2018年中国金融科技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商业银行和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主要侧重在应用成果，如反欺诈、加密、风险控制等领域的合作最多；未来一至三年，双方合作还将持续深化。
牵手原因——监管强势，市场变迁，优势互补
第一，中国政府开始对新金融进行全行业、全周期的穿透性严格监管。
持续两三年的强监管，已经终结了新金融的野蛮发展期，使其和银行受到同样严苛的监管，丧失了政策套利空间。2015年7月，人民银行联合十部委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揭开了中国金融科技监管的序幕。
今年上半年，监管力度持续加大，一大批劣质平台开始断断续续暴雷，而央行也在7月表示，要用一至两年时间完成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推进互联网金融监管长效机制建设。不仅仅是原生性的互联网金融公司，涉足金融业务的互联网巨头，亦受监管波及，比如对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央行出台了严格的额度限制。在强监管成为业内共识后，过去的新金融公司，开始收缩2C业务，转而开展2B业务，蚂蚁金服声称，未来“只做tech不做金融”。
第二，市场需求的变迁。
互联网的原生一代对金融服务的要求越来越挑剔了，在线、快捷、智能、精准成为金融服务的基本要求，倒逼金融机构，进行互联网升级和智能化转型。
中小微企业，则一直被拦截在传统金融服务门槛之外，数据显示，中国94%以上的中小微企业还没有得到相应的金融服务。而在供应端，大多数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方面短板明显，亟需科技公司输血、赋能。
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共有4549家，除了少数几家大行外，多数还是中小银行，比如城市商业银行134家、农村商业银行1262家、村镇银行1562家等等。
以城商行为例，其在本区域内的业务优势明显。但是，其短板同样明显，包括信息科技建设缺乏统一的规划且管理水平不高；科技自主可控能力弱，风险较为突出；科技人才严重缺乏等。
第三，从竞争维度来看，金融科技与金融机构优势互补。
对于以BATJ等金融科技公司来说，银行的优势，第一是低成本的资金，第二则是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能力。
大中型银行存款成本，几乎都在2%以内，没有任何一家金融科技公司能获取如此低成本的资金。
第四，当然是专业的金融产品运营和金融服务能力。
那么，银行到底能从金融科技公司方获得什么？场景、流量、用户、大数据风控、人工智能等资源优势和技术赋能。
一家大银行的内部人士透露，该银行的信用卡用户平均年龄超过了30岁，现在，他们已经从追求用户规模和用户的平均收入水平，转而追求新用户的年轻化，希望用户平均年龄下沉到20岁，25岁。而这个年龄段的用户，就在互联网上。
此外，把很多业务在线化、智能化之后，银行也能减员增效。
在整个零售银行的成本构成中，分行成本占比为50%，也就是说，如果把现金柜台交易量降低、把线下分行网点数量减少、把线下分行人员减少，银行还能大幅压缩成本。
合作则双方共赢，互怼则双方受损。
三类Fintech谁能雪中送炭？——移动信贷整体技术
在中国，大大小小的金融机构，高达数万家之巨，基于战略目标、市场定位、自身优势不同，他们也需要千人千面个性化的金融科技服务——多样化的需求，也催生了不同类型的金融科技公司。
整体而言，2B的金融科技公司，可以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资源型公司，他们的优势在于手握浩瀚如海的流量、用户、场景、数据，可以为金融机构拓宽获客渠道，构建金融场景等等，以互联网公司为主，比如月活10亿用户的微信，就曾与中信银行等联合推出微信信用卡。
工商银行人士曾经透露，未来希望把信用卡用户提升到5亿，而截止2018年6月末，工商银行信用卡累计发卡量为1.56亿张，还有超过3.4亿的缺口，未来很大一部分可能通过互联网渠道获取，比如电商网站等等。
这种流量性、资源型公司之于金融机构，优势在于合作门槛低，但短板同样明显，就是其价值只能在平台内部实现，无法走出平台。
第二是单一技术输出模式，比如前端的反欺诈技术，加密技术、风控技术、人脸识别技术等等，这是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合作的主流模式，普华永道的调查显示，有超过55%的双方合作中，覆盖了这一领域，广泛度排名第一。比如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利用人脸识别，人证比对等技术，帮助金融机构提供在线服务。
这类科技公司，往往在某一领域具有独特优势，但是，其在金融行业缺乏深入积累，其短板在于能力比较单一、片面，无法提供整体性的解决方案，缺乏全流程的服务能力，金融机构需要一一对接多个公司，然后再耗时耗力，对碎片化的技术能力进行整合，如此一来，合作效率大大降低，试错风险随之提升，线上信贷业务难以上线。
第三，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应用类”企业，打包集成了资源和技术优势，金融机构可以一键获取，随用随取，方便快捷，合作效率高，方案成熟，试错成本低，对服务的金融机构的科技能力要求低；在共建的过程中，金融机构还可以从零快速建立和培养自己团队的能力。整体技术有效解决了技术不兼容、无法落地的问题，使得金融机构能够最快在3个月的时间内，顺利上线移动信贷业务。
这种整体技术的合作潜力巨大，普华永道的调查结果显示，仍有超过六成的传统金融机构受访者坦言科技投入不够，仅两成的受访者认为投入足够，主要原因在于，科技的投入缺少有效的回报评估机制，追求稳健的大量中小金融机构，担心试错成本，烧钱无回报。
当然，对于那些动辄年投入几十亿进行研发，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金融巨头来说，这种集成式、全流程的整体解决方案，可能就是“锦上添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