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北五环外，一块叫作后厂村的 2.6 平方公里的土地被誉为“中国硅谷”。这个远离北京市区的区域聚集了百度、腾讯、网易、新浪等互联网巨头公司，是“中国单位经济产出和智力密度最高的地方”。
站在人类科技发展前沿的同时，后厂村的 30 万年轻人过着高收入、低消费的生活，承受远离市区、社交匮乏的封闭和孤独。但他们对此并不在意，认为未来比当下更重要。会为现在的生活质量感到困扰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是“趁年轻先拼几年”或者“苦是阶段性的”。
背不出门的LV
林晓冉不敢背着 LV 去后厂村上班。那个 9000 块的白棋盘包是她一年前在意大利旅游时买的，同去的朋友在 LV 店里忙着抢购，纷纷劝她也买一个。她架不住劝，买下了人生中第一个奢侈品。可回到后厂村，包套着盒子和防尘袋在衣柜里躺了两个月，她舍不得拆封。
背着它去上班的情景在她脑海中反复放映：从早高峰的地铁 13 号线到后厂村软件园长长的步行道，男男女女背着款式相似的双肩背。那是互联网大厂给员工发的，各式各样的 logo 印在上面。
挎着 LV 走在这样一群人里，太突兀了。她停止了想象，掏出手机给LV拍照，上传到二手平台原价转让。
在互联网大厂做了 3 年产品经理，林晓冉的生活两点一线，租住的回龙观，工作的后厂村。百度、腾讯、网易、新浪、滴滴、联想……成堆的互联网巨头公司聚集在后厂村，有人这样描述北京北五环外这块 2.6 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单位经济产出和智力密度最高的地方，关键词包括巨头科技公司、码农、高学历、高薪资、平均年龄 29.2 岁。”
这是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清晨楼下等车、傍晚超市买菜、周末去五彩城吃饭，林晓冉总能碰到眼熟但叫不出名字的面孔，大概率在后厂村见过。辨别对方是不是后厂村互联网人的方法很简单：看衣着，是不是 T 恤、衬衫和牛仔裤；看工卡，要么挂在脖子上，要么揣在兜里，绳子露在外面。
“不过，这些都是很表面的，也不是最准确的。”她说。
“那最准确的应该看什么？”
“神情，就是被生活折磨得没有任何朝气的人。一看他的眼神，你就觉得，啊，好累。”
你说繁华就繁华吧
高旗在望京一家外企工作多年，房子也买在望京。长期西装革履的日子，他习惯了精致有情调的状态。清早出门，双肩背里放一袋日常护理套装：一把指甲刀、一支唇膏、一小瓶香水、一瓶薄荷味的护手霜、一瓶迷你保湿乳液。午休时间，他在意“尝鲜”。望京 SOHO 的小餐厅高度密集，隔一阵就换一批，他中午步行到美食区就总能吃到新菜。下班后，他走路 10 分钟就可以到家。
但在 35 岁这年，高旗却做出一个决定，放弃望京的舒适状态，加入滴滴出行，每天早高峰开车来后厂村上班。后厂村路的拥堵程度，已经成了自媒体大号的推送标题，“多少追风少年，在后厂村路上被堵成了油腻中年。”
为什么愿意忍受这样的折磨？高旗的答案很简单：工资高，发展空间大。在后厂村，每年涨薪 10% 很常见，而他原来为一个海外品牌做了 11 年市场相关工作，每年最多涨薪 3%。
但很多人刚来后厂村时，都很难适应这里的生活，高收入和贫乏基础设施间的落差超乎想象。网易面试当天，陈一帆跳下公交，跟着导航走了 20 分钟，走几步就吓一跳，掏出手机到处拍照：砖墙上一排卫星天线，半圆形，像白色的碗；荒地上新栽了几棵树，根部不如人的大腿粗；院子门口两根灰柱子，墙皮掉落，牌子上印着 5 个黑字：东北旺苗圃。
她发照片给朋友：这是什么鬼地方？
去年的一天，快手的张悦涵收到邮件通知：公司要从五道口搬到后厂村了。她带着好奇读下去，只见结尾写道：大家将迎来福利，附近美食聚集——肯德基、麦当劳、田老师红烧肉。她读了好几遍，忍不住问同事：邮件是在开玩笑吗？
等真搬来后厂村，她才意识到肯德基、麦当劳、田老师红烧肉真的算是美食。因为在辉煌国际广场地下一层“互联网人改善生活的小食堂”里，最常见的是黄焖鸡、麻辣烫、土豆粉。
来后厂村两年了，徐林还是保持着一个习惯，周末清晨 7 点，步行 20 分钟到西二旗，再倒两班地铁，坐 19 站，只为吃一碗豆汁，一个烧饼，四块钱，但路上要花两个小时。没办法，除了公司食堂，后厂村找不到几家早餐店。
吃不好，住也好不到哪儿去。陈一帆去看的第一套房在上地西里，六人合租，一个小次卧月租 3000 多。中介说这是这一带最繁华的地方，靠近华联和五彩城。这是后厂村人最常去的两个商场，打车过去需要半小时。
这也算繁华？陈一帆走进五彩城，连个化妆品专柜都找不到。中介在回来的路上反复说，真的是最繁华的地方了。陈一帆没吭声，你说繁华就繁华吧。
她又去看了后厂村人的另一个聚集地融泽嘉园，离后厂村 5 公里。走到小区门口，她明白中介为什么说上地西里繁华了，从龙泽地铁站步行 20 分钟到这里，她只看到了一家 7-Eleven 便利店。回家后，她马上给中介打电话在上地西里租房。
住安顿好了，出行马上成了问题。陈一帆从前只见过堵车，没见过堵自行车，在后厂村见到了。早晨 9 点半她骑共享单车去上班，一到后厂村路口就陷入单车的包围里。她先拍照发朋友圈吐槽，又给喜欢的偶像尤长靖发微博私信，我们这里又堵车了。发完又回复了几条朋友圈留言，车群还是没动。
林晓冉从回龙观搭地铁到西二旗，再坐班车到后厂村。冬天刮着大风， 100 多人排着长队，来三趟班车也挤不上去。车程 15 分钟，等车要一个多小时。“所有的激情、热情都被这个磨没了，磨得你都没有脾气了。”
为了每天通勤时间能短一点儿，后厂村的人们各有招数：一个程序员在下雨天叫不到车，打货拉拉回家。辉煌国际的十字路口，早 7 点就有 30 多人排队从大货车上领取卸下来的共享单车，到晚了就没的骑。杨振中的手机上装了 3 个私营巴士 app：滴滴、彩虹、赶趟，好过等待三趟也挤不上去的 13 号线。
滴滴是后厂村唯一除了出租车，9 点后也能报销快车的互联网大厂。从8点半开始，楼下的快车司机停止了接单，他们都等着 9 点分到远程单。但如果在 9 点过 1 分时叫车，滴滴的程序员张晨露说，你大概率要排一小时的队。
后厂村会永远堵下去吗？谁也不清楚答案。人们只知道去年平安夜，快手入驻了，当晚的堵车高峰从 8 点半延长到了 10 点。几个月前，绿化带被刨掉一半划为车道，陈雨彤对这个变化的感受是“原来堵 5 分钟，现在堵 4 分钟”。而这个春天，腾讯的员工正在陆续迁入。
人被逼急了，什么点子都能想出来。百度的韩小琪有天晚上下班打不到车，灵机一动点了份外卖，搭着外卖小哥的电动车回了家。她把这事当作段子发到公司内网，同事说这办法太好了，下次我也用。
新浪的徐林不愿想这些取巧的捷径，他选择步行回家。楼下的出租车不拉近单，上完 8 小时夜班后，晚上 12 点，他走 50 分钟回到 4 公里外的家。不看红灯的大货车轰隆隆开过，树丛里窜出的野狗冲他狂叫。为了少一点儿孤零零的感觉，他总是一出大楼就戴上耳机，日文歌和郭德纲的相声交替播放。
徐林走在回家路上时，网易大楼里，张雯还在加班。她抽空刷了一下朋友圈，看到做金融的北大同学也在加班，步行到三里屯酒吧喝了一杯当作调剂。张雯想想自己刚去楼下小卖部买了一瓶椰子水，忍不住自嘲，这就是差距。
凌晨 1 点，徐林到家了，还没睡的赵凯给他开门。但对于紧闭房门的另一位室友，他俩谁也说不上来是个怎样的人。徐林喊不对他的名字，而赵凯搞不清他究竟在哪儿上班。刚搬来时他说过，但是赵凯忘了。“过去一段时间了，就不太好再去问你在哪儿工作这种问题。”
多数时候，他们闷在各自的小卧室里。灰尘从赵凯房间的窗户飞进来，刚来的时候，他隔几天就拿一块抹布趴在地上擦，如今没这个精力了。
徐林半年前发现床歪了，左边低右边高。或许是床下弹簧出了问题，但他懒得修，想起来就累。他在床左边垫了三个枕头，免得滑下去。这样固然不那么舒服，但他也无所谓，因为累到几分钟就睡着了。
苦是阶段性的
过着这样缺乏品质的生活，为什么不离开后厂村？从山东淄博来到北京的赵凯说，大概是因为原本对生活要求就不高。工作一年后买下 2000 块的 switch，他已经很满足了。花几万块钱买一个东西，这种事他没想过。他的同事杨振中买衣服首先考虑性价比，“超过三位数我就得 think think 了。”
这不只是直男程序员的心态，后厂村的女孩们很多也这样。林晓冉戴着 59 块的粉红色吊坠项链，衣柜里挂着 29 块的黑色纱裙和 80 块的格纹西装外套，都是在淘宝上买的。衣服单价不超过 100 块的消费习惯在后厂村很普遍，简单来讲，穿得差一点儿不会痛苦，因为大家都很朴素；穿得好一点儿也不会开心，因为“没人在乎你穿了什么”。
后厂村的普遍观念是，未来比当下更重要。会为现在的生活质量感到困扰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是“趁年轻先拼几年”或者“苦是阶段性的”。
如果你内心不认同这一套，离开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在澳洲读研的北京男孩石磊一结束寒假实习，就打定主意不再回来了。澳洲的互联网员工五六点准时下班，有丰富的个人生活。留在墨尔本，他一周还能去3次击剑。为了工作忍受这种偏僻和贫乏，他觉得没必要。
但对于后厂村的多数人来说，可能没有更好的机会。“我们这边很多人的路其实早就已经划好了。”林晓冉 2014 年从山东的一所 985 高校毕业，她觉得想做互联网行业的年轻人，在小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不待在北京，不待在后厂村，还能有多少选择呢？
实际上，后厂村的人并非没有消费能力。买起科技设备来，钱花得痛快。丁阳天的外星人电脑要两万多块，为了办公轻便，他还买了个小一点儿的 Surface Pro，5000多元，还买了 1000 多块的罗技鼠标、 2000 多块的苹果耳机。他知道有些也不符合性价比，但是“就像国贸的人买奢侈品一样，其实是另一种装逼的需求”。
但这本质上还是升级生产力设备，算不得生活消费。相比于享受生活，后厂村人更愿意把钱攒着买房。这里的非京籍年轻人超过七成，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比生活得舒服优雅更重要。
过去半年，徐林为省钱买房算了一笔日常开支的账，发现在食堂吃饭每月要花 400 块，自己带饭最多 200 块，于是每天买菜，在家做好一荤一素，再没吃过食堂。“其实你说这两百块钱有什么，但就是一种心理安慰，告诉自己我在努力省钱了。”
半夜 12 点，林晓冉还在上网看房。她家在河北农村，不想在村里待一辈子。上班 5 年，她节衣缩食攒了一笔钱，加上部分借款凑齐 130 万首付，想在回龙观买个 330 万以内的一居室。为此她每个月要还将近 15000 块的贷款，是她月收入的一半多。
听说她要独立买房，父母表示支持。但当听到三百多万这个数字时，他们吓坏了，让她赶紧回家。
“他们不明白我已经走出来，就没法再接受回去的生活了。”一次回老家时，林晓冉见到了高中同桌，大专毕业后留在县城做中学老师，嫁人、买房，在当地安居乐业，看上去挺知足的。但林晓冉很确定，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半夜看完房子，她又习惯性地打开几个公众号的推文，浏览那些让她心动的家居好物。她幻想着将来买房以后用这些物品将家填满，但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她不允许自己下单。
可是买房以前，对舒适居住的向往该怎么满足呢？林晓冉的方案是，出差时住尽可能好的酒店。有时候报销额度不够，她就跟同事拼一间。有时她信用卡攒够了积分，就用信用卡权益换来住一晚免费的五星级酒店。
她捎回酒店里的茶粉、咖啡粉，凑了两大盒放在书桌边的架子上。浴室一角堆着 60 多瓶五颜六色的沐浴露和洗发水小样，按不同酒店成列码好，“这是洲际的，这是希尔顿的，这是凯悦的，这个是我最近刚住的钓鱼台的。”
一瓶小样 40 毫升，用两三次就没了，她只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才舍得用。“其实它可能也不是质量很好，因为它就是灌的。但我用它的时候感觉特别好，像在住五星级酒店。”
每次住酒店，她喜欢泡浴缸。最近看房，重点就看卫生间的大小，哪怕是买一居室，也一定要装浴缸。“我也不是喜欢泡澡，但那种感觉特别好。那一刻我会有点儿接近于理想状态中的自己，一个在职场上面有一定成就的女生。”
我们离得太远了
来后厂村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赵凯觉得是情感越来越贫乏。一个标志性的节点是，2018 年春天，他退出了公司的狼人杀俱乐部。
刚入职几天，他就迫切意识到，未来的生活可能会很孤独。在公司只跟几个同事打交道，下了班根本没工夫进城社交。内网上组织狼人杀的帖子引起了他的兴趣，这是他能想到成本最低的社交了。
每周五晚在公司会议室和陌生同事游戏聊天的日子持续了两年，他换了组，工作强度明显变大，9 点前再没下过班。“一下子特别累，累得不想再说话了。”一个周五，他没去狼人杀，从此再也没出现。
他缩回自己的小卧室，下班后一个人打 switch，偏好都市设定的简单剧情，贴近现实不费脑子。有人向他推荐一款玄幻游戏，名字 8 个字的主角住在名字 10 个字的地方，拥有名字一长串的道具，他看了一眼就觉得好累，赶紧关了。
结束一天的疲惫后，他最爱上 B 站刷游戏视频，但一段不能超过3分钟。点开看到长度是 6 分钟，他立刻关掉，“累的时候没办法集中那么久的注意力。”
时间久了，他发现自己不太会跟人聊天了。参加日语等级考试时偶遇一个姑娘，当天就拉着他去一家 live house 听演唱会。他心里惦记着她，但总是想不出约对方再次见面的理由。“想不到见面说什么，我就觉得好尴尬。”
他回想大学时，友情的维系相对容易。一起去食堂吃西瓜、一起上自习，大家都住得近，也不必刻意找话题。后厂村不是这样，想在这里交到朋友太需要主动性，但换个角度来说，自闭的人也能很自然地生存。“敲代码的工作，其实你不怎么和人说话也没关系。”对于性格腼腆的他来说，很难说清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总有那么几个瞬间，他觉得生活不该如此。一个周末，他睡到下午1点才醒。睁开眼睛，厚窗帘拉着，墙皮掉了一块，还有几道发暗的划痕，门上粘着扭曲的胶带。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像住在一个洞里。
另一次，徐林去日本旅游，赵凯一个人住了一星期。徐林回来那晚，他迫不及待想聊天，张口的一瞬间，嗓子好像粘住了。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一周没和人说过几句话了。
过去两年，林晓冉一直单身，常来往的只有组里同事。几个月前，同事介绍她认识了一位海归程序员。她动了心，约会进展也顺利。但不到一个月，男生突然提出，以后别再见面了，理由大概是她不太会交流，急着把自己的一切展示出来，表现得太强势了。这件事刺激了她，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失去了和人恋爱、交流的能力。
一个朋友说她是自杀式单身，不主动扩展社交圈，就自己闷在屋子里幻想爱情。她到处问别人，你觉得我是这样的吗？
为了改变现状，她鼓起勇气上豆瓣发了征友帖，几天后有人联系了她。刚聊几句，对方就说了结束语：你挺好的，但我在东四环十里堡，我们离得太远了。
她在公司内网发帖，征人一起搭顺风车、一起领养小猫，也想着能顺便征个友，就让同事在评论区发了几张她的照片，每天盼着回信，结果没有等到。
没办法了，她又在同事的推荐下加了公司的两个单身群。内部群 900 多人，离职人士和后厂村其他公司员工组成的外部群 500 多人。看到这么多人都是单身，她感到些许安慰，也期待着能在群里认识新朋友。
但几天过去了，群里没人讲话。
一个周末的晚上，陈一帆坐了 17 站地铁、倒两趟线、花一个多小时到了国贸。在后厂村过了 5 天的憋闷日子后，她想和城里的朋友见一面。
晚饭后，姑娘们溜达到 SKP，走进那扇金色旋转大门。商场里尽是万元起步的奢侈品，买不起，但看看也开心。路过鞋店，她指着一双鞋子问朋友，这双好看吗？看到衣服也点评一句：那件真不错。
朋友一直低着头，忙着和男朋友发微信。陈一帆被晾在一边，渐渐也不再说话。走到扶梯口，她突然加快脚步跑了下去，听到朋友喊也没回头。回程地铁上，她靠着杆子掉眼泪。到了第三站，朋友转头看到她满脸的泪痕，吓了一跳：你是因为买不起SKP的东西吗？
陈一帆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进一趟城真的很不容易，导致她对这次活动的期待太高了。害怕给朋友造成压力，她没有说出心里的那句话：“当时我就是突然想到，我一个人在北京，真的很孤单。”
在家没事做，来加个班
“我什么时候会想辞职呢，就是在我没事做的时候。”杨振中说，待在后厂村，高强度的工作、寡淡的个人生活、社交匮乏的孤独都击不垮他，因为他知道一切是为了事业。但他最怕的也是工作价值被消解，那会让他直面一个问题：如果不存在自我实现，到底为什么要待在这儿呢？
陈晓琪在百度7年，如今忙到每天 3 杯黑咖啡才能提起精神。丈夫胃病 3 天，8 岁的孩子病毒性感冒 5 天，她顾不上照顾。几年前，同为互联网高管的朋友卖掉北京的房和车，跑去丽江开客栈。她动了心，也去体验。但过了一周她就待不住了，觉得还是每天看着无人车测试的日子带劲儿，又回到后厂村。
但不是谁都能找到坚实的价值寄托。林晓冉确切记得自己入职的日期： 2016 年 4 月 25 号。那天早上，她迟到了，赶着去参加新人入职会。她的上一份工作也在互联网，走进办公楼时她告诉自己：我要在这里待 3 年，升到 P5（总共10级，P5为高级工程师），然后就换平台，去一个更大的世界。
没想到，3 个月后就强制调岗，不到 3 个月又调岗。3 个业务彼此间毫无关联。她眼中的互联网大厂是个系统，人跟着架构的调整而流动。
现在的核心工作是什么？她脱口而出：“拉群。”最近她又调了岗，现在服务的产品以技术为主导，留给产品经理的创造空间很小，她多数时间在做内部的沟通协调。当初给自己定下的 3 年职场计划，如今她很少再想起。现在的工作有什么价值？她不太确定，“感觉这个产品没有我，它也一样正常运转。”
她 28 岁了，过去 3 年连续升了 3 级，现在是 P6，在同龄人里算是比较高的职级了，但她仍觉得现有的职业能力不足以带来安全感。上一次转岗面试，她表现欠佳，但还是通过了。事后她问经理，为什么选我？得到的答案是：我们需要一个长得好看的女孩。她猜对方可能是在开玩笑，听了有点儿开心，但再一细想，心里又有点儿不是滋味。为什么自己的面试能力总是提不上去呢？
有一次，她和一个女程序员在群里讨论工作。她提了一个问题，对方回复说，长得好看也要思考啊。她当时没在群里说什么，“但是我私下里真的气死了。”
最近她常想起这些事，在工位后的小柜子里放了一面镜子，一闲下来就扭过头，忍不住想看看，现在的我状态怎么样？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后厂村，很多人周末没有要紧任务也会主动去公司加班。一个周末，陈晓琪开车来公司拿电脑。进了地库，她发现没带工卡，刷不进楼。没过几分钟，有人开车来了。陈晓琪问他，你干吗，来加班吗？对方回答，我在家没事做，来加个班。
“根源就是生活匮乏、社交窄，你也没地儿可去，只能去加班。”杨振中对此这样理解。他身边不少同事都有这个习惯。他自己也常九十点下班，不是公司强制，而是自愿为工作多留一会儿。他是山东临沂人，家庭条件不太好，“所以我特别珍惜机会，特别珍惜机会。我觉得不管什么岗位对于我来说，都是价值所在。”
他现在做AR，行业还处在从0到1的阶段，对于自己的未来，他看不清楚，能做的只有尽量勤勉。“北京能让我们扎根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就只能自己多折腾折腾。我觉得这算是我们这一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一个基本的心态。”
和后厂村的互联网人谈加班文化，会发现一些人的态度很模糊。3 月底，一个叫作 996.ICU 的项目在 GitHub 上传开，抵制互联网公司的工作制度：早 9 点上班、晚 9 点下班，每周工作 6 天，生病住进 ICU。梁浩宇早 10 点上班，晚 12 点下班，周末不要求加班，但如果项目出问题，随时要赶去处理。他在朋友圈看到了关于 996 的讨论。
“从大的行业角度，我想不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没有 996 很多事就很难推进。”他的眉毛拧在一起：“从我个人的角度，那要看收益和付出是不是成正比。”他眼中的收益，包括钱和这份工作能带来的经验和成长。
“如果给你足够的收益，你就能接受 996 吗？”
他想了一会儿，眉毛拧得更紧。
“还没发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
对于 996 这个话题，林晓冉没什么感觉，“这也不是对的，但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吧，不会觉得有太大问题。”她强调京东、阿里比他们累多了，后厂村目前还没有强制 996，“实际 996 和规定 996，给人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赵凯目前的工作强度也不到 996，但他关心事件走向，觉得身边的讨论正在跑偏：大家开始要求行业保证合理的加班费了。他感到困惑：“这不是个错的事情吗？给多少钱，也没有权利挤占我们的生活和健康，怎么都在要钱了呢？”
感觉不是我的世界
后厂村大厂的每栋办公楼都像一个小区，只要你愿意，24 小时待在里面也没问题。食堂供应三餐，健身房里能洗澡。新浪有医务室和美容美发店（男剪发 30 元、女剪发 60 元、美甲 88 元、美睫 128 元），网易有宾馆：50 个房间 100 张床。但加班的人不止这一点儿，想留宿要提前一天预约。
赵凯觉得这很像父母待了一辈子的石化企业，建在城乡结合部，里面有各种设施满足基本需求。小时候他不理解，人怎么能待在这样的地方，接受这么狭隘的生活？现在他自己也待在后厂村了，偶尔忍不住反思：这样是不是在和更大的世界切断联系，久了会不会失去探索的热情？
上一次进城是什么时候，林晓冉已然记不清。有次去国贸和朋友吃饭，她只待了一小时就想赶紧回家。国贸给她一种奇怪的感觉，像出差去了另一个城市。“我觉得那不是北京，跟我没什么关系。现在北京对我来讲，就这么大点儿地方，生活这样子就够了。”
她预备的 130 万首付能在更好的地段买房，但她看房的范围还是回龙观。在那里租房 4 年，离开了就没安全感。她听说回龙观随便拎出一个住户，可能是一家互联网大厂的中高层，可能年薪百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那么有钱，还是留在做一个普通员工时住过的回龙观。“他就没接触过金融街那些人过的日子。不能说贫穷限制了他的想象力，因为他不穷，但他的想象力就是这样子了。”
改变生活的冲动，她也曾有过一次，那是在去年夏天。从加拿大回来的朋友借住在她家，想去逛夜店，她从没去过。夜里 11 点，朋友拉着她进城去工体，一条街上有七八家夜店，他们挨个进去感受气氛。
一家夜店刚开，人还不多。灯光闪烁，把她的脸照得五彩斑斓。朋友挤进人群跳舞，她端着一杯鸡尾酒独自坐在卡座，隔几分钟就伸长脖子，默默寻找朋友的身影。不一会儿，朋友带了几个舞伴回来。音乐震耳欲聋，他们趴在彼此耳边大声喊话：
“你做什么工作的？”
“常来玩儿吗？”
没人在乎答案，但那是种特别的交流。“感觉和后厂村不一样。”
林晓冉从此喜欢跟着朋友去夜店，那让她感到新鲜。“我才知道北京的晚上是这样的，有这么多人，原来还有这样活着的人。”两周后，朋友走了，她发现自己很难再回到过去的生活。上了班，她给同事讲夜店经历，大家听了都很震惊，纷纷想去体验，但临行前又总找借口推辞。
一天晚上，她所在的小组团建，大家借了一辆宝马，开到望京吃晚餐。她们事先说好，难得离城里近，饭后一起去夜店。导航定位到三里屯，车子启动，眼看去夜店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但车只开出一公里，大家纷纷退却：要不，还是回去睡觉吧。
她们掉转车头，又把导航目的地改成了回龙观。
“我总觉得大家到了临了，还是觉得那个地方不属于自己，就不想去感受。”林晓冉叹了口气。
因为没有人愿意一同去，她很久没有再去过夜店。4 月的一个周五晚上，她终于又去了一次。“我都一年没来了。”她一路反复念叨着。到了店门口，戴着棒球帽、穿着松垮裤子的年轻人纷纷往里走，她突然停下来跟朋友感叹：“这么晚这里还有这么多人。”
“人多不好吗？”
她露出拘谨的笑容：“感觉不是我的世界啊。”
跳不出的后厂村
林晓冉的世界从回龙观到后厂村，范围总共 10 公里。她原打算在这个小世界里一直待下去，但一切在一周内发生了变化。
先是她组里的 7 个同事都主动走了，有的离职、有的调岗。她转到陌生的岗位，目前看来还算稳定，但前景不明。接着她接到一位前辈打来的电话，那人如今在一家创业期的互联网公司，近年势头不错，允诺一笔不错的薪水和更大的发挥空间。公司在中关村，欢迎她跳槽过去。
现在她面临一个抉择：要不要离开后厂村？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后厂村只是人生中短暂的一站。杨辰是上海人，毕业前在百度实习了 3 个月，原本有机会留下来，但决意离开只在一个瞬间：那一天，他在工位上久坐腰痛，便站起来活动。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他看到了对面的别墅区西山壹号院。
“我当时突然在想，远处的那种生活，是不是一辈子也不会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那距离不是财富的差异，而是如果身在国企，也许还能想象退休以后，过上天天晒太阳喝茶的悠闲日子，“可现在是拿命换钱的状态，只觉得那种生活我永远抵达不了。”
可对另一些人而言，离开的确是件困难的事。不少人在几家互联网大厂间来回跳槽，只跳槽不搬家，跳来跳去也跳不出后厂村。
赵凯考虑过未来，如果有一天离职，还能去哪里？要让自己的技术和做的事情得到认可，他能想到的几家公司基本都在后厂村。出国或许是条出路，他的一个同学在日本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只需朝九晚六。但真要去日本，还得过一道语言关，他想想还是觉得太遥远了。
换行业就更不可行了，何卫保明确知道，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对于一个小县城出身、性格有些羞涩的年轻人，“互联网是最公平的行业。”这里一不看背景，二不看社交能力，掌握了技术就有上升通道。
他毕业前在网易实习，后来校招进了腾讯，得知公司不久后将从知春路迁入后厂村，就在靠近后厂村的龙泽租了房。如今一年过去了，他所在的部门迟迟未搬。尽管每天通勤往返1个多小时，他始终不敢离开后厂村的出租屋，重新找一个价格合适的房子太难了。
高旗在今年春天主动辞职，去了一家外企，这次跳槽没有带来涨薪。经历过不同行业，他更理解后厂村为什么是个走不出去的地方。刚毕业的年轻人在很多传统企业起薪只有五六千，待两三年也不会升职。互联网公司开价就是一万以上，只要干得好、跳槽快，薪水和职级都可能迅速攀升。“经历过互联网没法再去传统行业，你只能在那个里面了。”
到底要不要离开，林晓冉一天一个想法。前一晚下定决心：“趁年轻还是要拼搏。”第二天坐到工位上又开始犹豫：如果创业公司失败，万一几年内回不了大公司怎么办？
在一些人眼里，后厂村荒僻冷清，有更好的机会一定尽快离开。但对她而言，这个地方并没那么难以忍耐。从小长大的村庄更荒凉、更封闭，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觉得自己县城的人是最多的，“其他的世界我都不相信有人。”高考后来到城市，她曾经很喜欢在乘火车和飞机时坐在窗边，看田里有人在奔跑，看高空下城市的车水马龙，“我会有一种感觉，原来这个世界上，那个地方也是有人的。”
在后厂村 3 年了，她很难理清，自己对这个地方究竟抱着怎样的情感。有时，她把这里看作一个消磨自己的地方，厌恶心理上的自我封闭。一个晚上，她发来微信：我是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但第二天晚上，她又发来一篇讲述后厂村生活的公众号文章，文中很多细节铺陈了互联网人在这里留下的回忆，她建议仔细阅读，“里面部分表达了我对后厂村的留恋。”无论如何，那是她奋斗过的地方，承载了3年来追求阶层跃升和未来更好生活的梦想。
4 月份去工体夜店的那一晚，车窗外下起细密的雨，工体一带的红绿灯光晕染在玻璃上。难得进城一趟，她打算暂且把去留的纠结放到一边，先好好度过今夜。
时隔一年，那家店比从前更红火，站在人群中伸不开手脚。喝完一杯酒，她远远看着很多人跳舞的地方，犹豫了一会儿便挤了过去。一年前，朋友会拉着她跳上狭窄的横条台。五六个人站成一排，朋友拉着她的两只手，鼓励她尝试放松。
她回想着那一刻，音乐强节奏的震颤让她心跳加速。身体开始自然晃动，手臂在空中挥舞。她感到自己被释放了，就在眩晕中闭上眼睛。
*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人名为化名
文 | 洪蔚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