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往常一样，陈义在4月28日这一天的上午九点，准时达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位于五棵松的北京耀莱成龙国际影城。这是一个周六的上午，人比平时多一些。陈义独自等待着来看电影的人，低声询问每一个经过他的人是否要电影票。
“996”是陈义的日常——影院的营业时间就是他的“打卡时间”，周末更是不能松懈。然而，他近几年的平均月收入一直维持在2000~3000元，最好的时候也只能到4000元，远不及滴滴快车或顺风车司机的最低收入水平。
尽管已很少在电影院门口骚扰观众，但这个没落的群体还是一轮突如其来的“刷票风波”推到台前。
刷票风波
4月28日，《后来的我们》上映，但当晚就曝出“刷票争议”。此后无论猫眼官方声明，还是恳谈会上的COO康利均表示，在38万张票，涉及1300万的票房中，有54%的订单确定是用户正常改签行为；剩余46%退票订单中，有部分确定为恶意刷票，疑似黄牛行为。
但一些影院经理或负责人并不认可猫眼的官方说辞：“54%的正常用户退票本身不符合常理，‘黄牛’一说更是匪夷所思。”“这份公开声明漏洞百出，猫眼宣发应该是‘猪队友’给坑了。”
在中影股份制片分公司制片市场总监陈昌业的观影经历中，几乎没有遇到过电影票黄牛。他对虎嗅说：“我倒是知道有倒电影优惠券和电影节票的。他们（黄牛）会囤优惠券、会员卡，但不会囤电影票，因为囤票的风险太高了。 ”
数据显示：电影上映首日便收获了1.22亿的票房，但身为黄牛的陈义却没怎么挣钱，那一天，他净收入两百多块，与往常水平相差不大。
和同行一样，陈义被互联网电影票务公司挤到了历史的角落。
黄牛的“黄金时代”
今年32岁的陈义来自安徽阜阳，五棵松耀莱几乎是他7年来唯一的工作场所。作为一名行业“老人”，他的获票渠道很固定：其中一部分票来自二手网站，一些公司员工会把公司发的电影福利票挂在转转、闲鱼等二手网站上。还有一种方式是，他常年是电影院的会员，以充值的形式拿到打折的电影票。
他以25~30元的价格收票，以35~45元的价格卖出。收票的数量取决于电影的火热程度。
最差的时候他一天能只卖出几张票。不过，陈义有一些固定客源：多年的从业经历让他积攒了将近100名客户，大部分是影院附近的居民和学生，这些回头客是他收入的稳定来源。
电影票黄牛早已是“夕阳行业”，生意不好做，转行的人越来越多。
大约在5年前，和陈义一起干活的有二三十个人，现在只剩下几个。“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陈义自嘲道，他们互相认识，但不会抢生意，因为大家都赚不了多少钱。
这和几年前的情形完全不同。
2010年，《变形金刚3》登陆长沙万达电影城——那是当地唯一一家IMAX 3D放映厅。前去看电影的观众发现，不管他们多早去排队，都买不到好位置。好票都被黄牛抢走了，票价翻了一番，从100元炒到近200元。他们对排队买票的观众说：“你明天来也买不到好位置的票，因为明天的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你怎么买得到呢？不如早买早看。”
彼时的黄牛非常嚣张。
据华声在线在2011年的暗访发现：
在这家影城售票大厅，几个男黄牛合伙“驱逐”一女黄牛。这位女黄牛，需要向他们缴纳每月几千元不等的“保护费”才能在四楼卖票。而影城保安几乎对此“视而不见”，甚至与他们相谈甚欢。这家影院的经理说： “我们没有养过票贩子，也无力跟他们抗衡。”
黄牛自称，他们拿到的都是内部票——他们的“老大”以110元的价格从“内部人士”那里拿票。
为了遏制黄牛行为，这家万达影城想了些办法——解锁售票，在每天早上8点和下午2点对外销售。但这些并没有改变什么。
一位行业内人士金先生向虎嗅透露，买会员卡、团体票是黄牛的普遍做法，还有一些非北京地区的黄牛跟影院“沟通”好，拿到最低的价格，然后卖给企业或单位。
不法分子看到这个巨大的市场，乘虚而入。比如在天津，只要有票贩子的影城几乎被一两个非法组织控制。影院的管理者因为受到威胁恐吓不得已妥协，与这些黄牛里应外合。
鼎盛时期，票贩子直接买断黄金时段的全场电影票，不仅仅是赚差价，而是翻好几倍卖给观众。
《北京商报》在2014年暗访调查时发现，
黄牛分为“单打独斗”和“团队作战”两种：独自工作的黄牛主要以回收网上团购和商场优惠券为主。但由于进票渠道较少，竞争激烈，这些黄牛的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而“团队作战”减少了竞争，进票渠道也更多，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如果碰到特殊的档期，如春节或者假期，经常发生一票难求的现象，而黄牛的月收入甚至可过万。
黄牛也分“三六九等”：靠关系拿票的赚的是渠道钱，靠自己提前排队买票的赚的是体力钱，虽然陈义属于后者，但他也到达过“事业巅峰”。2012年12月，《人再囧途：泰囧》上映，80块钱一张票陈义卖到100元。那个时候的他也很大胆，一次拿票成百甚至上千张。电影上映的那段时间，陈义净赚两万元。那一年，他的年收入首次过10万。
除此之外，电影节也能让黄牛们稳赚一笔。2015年，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在售票前特意提醒影迷，要通过官方正规渠道购买电影票，防范黄牛党带来的假票等意外状况。因为在此前的每届电影节，都有网友吐槽黄牛党高价卖票。
据环球网当时的报道：
在电影节上公映的《进击的巨人》，电影票被黄牛热炒到300元一张，而原价则不超过100元；另一部电影《预告犯》被黄牛炒到400元，原价只要60元。而一些有明星参与的粉丝见面会更是夸张，票价逼近1000元。即便如此，高价票依旧被一枪而空，一位想买票的影迷找到黄牛，但却被告知：手中票量充裕，但只卖给“想看和有经济实力的消费者”。
彼时，电影票供不应求、购票渠道单一，无法与巨大的观众基数与观影需求匹配，这给了黄牛机会，他们利用电影票信息不对称，及各院线的区别定价为自己谋求了巨大的生存的空间，他们大量囤积，甚至造成了电影票的垄断。
黄牛的衰落
随着线上票务的兴起，黄牛势力迅速衰落。
2010年，美国大片《阿凡达》登陆中国，引爆了中国的电影市场，尤其体现在有IMAX厅的电影院，票价高得离谱，被黄牛炒到800元。
当时刚刚起步的线上票务平台格瓦拉事先从影院预留了一部分票，以低于电影院的票价放到平台上卖。由此，线上购票、选座、终端取票机的购票方式正式诞生。
在线票务的萌芽期在2010年~2013年形成。团购的低价与影院的高票价相比，前者优势非常明显，而且方便快捷，以此培养出了一批观众。这也成为电影黄牛没落的开始。
格瓦拉之后，猫眼电影、时光网、网票网等一大批线上票务平台兴起。那时的线上电影平台主要以团购为主。
当时，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群飞预测：
“未来团购电影票的盈利点将会从低价转变为提供便捷的服务。与此同时，各大影院联合起来，根据市场的变化可以对票价相应地降低，使电影票价在整体上有所回落，掐断‘黄牛’的盈利途径。”
一语成谶。
2014年，淘宝电影、微影时代成立；2015年，猫眼电影独立，与前两者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由此，烧钱大战正式打响——以补贴电影票的形式抢占在线票务市场份额。
到了2017年，线上票务已经可以独当一面。截止2017年末，中国在线电影票务比例接近80%，这一领域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图片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在此期间，中国电影市场飞速发展。从2012年的13118块银幕（全国）增长至2017年的50776块。票房从2012年的170.7亿元增长到2017年599.11亿元。这也意味着，电影票不再是票务市场的稀缺资源。
图片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金先生认为，线上票务挤压了价格差异空间，在线选座直接切断了黄牛与顾客接触的机会。
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电影票务商业模式，新一代电影消费者的习惯都从线下转到了线上，公平、透明和可视化的买票体验，使当年横行影院的草莽黄牛们眼睁睁地看着整个群体迅速衰落。
陈义就是见证者：
“过去线上选票技术没那么发达，电影院也没有那么多，大家到了一家电影院必须得看，要不就白来了，所以只能排队。现在不一样了，如果这家电影院没票了可以选别家的。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图片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尽管黄牛也在与时俱进，同时下手线上和线下，但线上票务平台的飞速发展，消除了信息不对等的，让购票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甚至颠覆了行业规则。
随着平台与影院愈加紧密的合作，黄牛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市场份额快速萎缩。时至今日，黄牛几乎已经退出了舞台。
黄牛的出路
陈义非常看好《后来的我们》之后上映的《复仇者联盟3》。
《复联3》上映当天（5月11日）的售票情况异常火爆。就北京来说，热门影院和下班后的黄金时段的电影票早在白天被抢空，只剩下最前排或边缘的位置。
虎嗅在调查的过程中找到了两位线上售票的黄牛，并从其中一位那里以80元的票价买到了周六下午一点半，位于华星UME第三排中间的电影票，票价是猫眼的一半。两位黄牛都表示，大部分售出的电影票是不予改签或退票的，只有小部分影院可以。
电影上映首日的票房达到了4.46亿元。那一天，陈义赚了500块钱。对于他来说，日收入500已经不多见了。
尽管陈义也想过转行去做演出和演唱会的票务，但那个行业的水比电影票更深，他说：“很多人会欺负新人的，而且又没有上家拿货。” 也因为自己从业长达7年之久，对电影黄牛这个行业更加熟悉，尽管收入越来越少，但他还是选择维持现状。
金先生所认识的两位黄牛都经历了巅峰时期：其中一位来自陕西，在2009年到2013年间完成了“原始积累”，在线上票务颠覆购票方式前，转去做了投资，并开了自己的影院。现在混得很好，经营着三家店，近期已经开始倒卖电影院了；另一位黄牛来自山东，转型后开了公司，做地方票务代理，用金先生的话说，“后者还是改邪归正的案例，现在规规矩矩的。”
一个时代过去了，黄牛们未必都有光明的前途。
（应受访者要求，陈义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