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功名莫放休，因一项指控声望跌到冰点后，刘强东不想走也不能走，京东发布的公告说，刘先生“将继续领导公司”。
八千里路云和月，马云不想留，在阿里录得20年赫赫功名，马云却主动交棒，要传承给下一代领导人。
去留之间，颇有趣味。
与其说刘强东不离开京东，不如说京东离不开刘强东；而马云离开一线退守幕后，因为马云之后，还有张勇等一批良将————离开了马云的阿里，会怎样？
时机与传承：社会化企业必选项
2013年，把CEO职位交接给陆兆禧，随后传承给张勇；而董事局主席一职，也将在明年此时，彻底交棒给张勇。
马云的离开，是一场筹划十年的“阳谋”。
两次主动交接，不管是上次的2013年，还是现在的2018年，都是阿里业务高速发展，机体健康运营之时，马云放心地挂帅而去。
相比五年前，阿里的市值翻了四五倍，今天的阿里从移动互联到万物互联、从商业公司到科技公司、从平台到经济体，电商、云计算、金融、物流、娱乐、社交、地图等等，它通过复杂的业务体系，构建了足够宽广的护城河———这是阿里最好的时候，这也是最适合交接之时。
为何是传承，而非“继承”？
在中国的民营企业界，继承者很多是二代或者三代。和阿里同居一城的娃哈哈，二代宗馥莉是创始人宗庆后钦定的继承者；哪怕上市后被冠以“公众公司”之名，家族传承依然还是很多民企的首选项，有统计显示，仅2016年，就有70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职位，由父辈传递给了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比如新希望等。
但马云选择了传承——阿里不做家族企业，传承是马云和阿里的初心，也是必选项，因为相比于前述可以“家天下”的商业公司，阿里，更是一家社会型企业。
2018财年，阿里的GMV总额破4.82万亿元人民币，如果阿里是一个省份，它将排名第五，高居人口大省河南之前。它的GMV在全球也超过了近200个国家的GDP，比如瑞典、泰国等等。
接任者张勇已经定下了新目标：阿里巴巴中期目标是到2020年GMV达1万亿美元，远景目标是到2036年服务全球20亿消费者、1000万盈利小企业、创造1亿就业机会。
一个已经与外部社会紧密耦合、不可分割的社会性企业，一方面，抗风险能力极强，一城一池的得失，不会动摇其根基。另一方面，高处不胜寒，其一举一动，影响广泛，社会对其公司的容错度很小。
因此，阿里必须通过机制化建设，挑选最好的管理者和继任者———因为业务复杂，所以阿里不倾向于直接外聘职业经理人，后者难以快速厘清、梳理、管理好阿里。
既然CEO和董事局主席必然在内部选出，就要建立一整套的传承机制，所以，马云在公开信中，说“传承”不说退休。
制度保障：解码合伙人制度
作为一家价值观驱动的高科技公司，马云不懂技术，也写不了代码，其之于阿里的最大价值就是文化和战略。
马云之后的“接任者”，如何传承阿里的价值观？秘钥就是阿里的合伙人制度。在公开信中，马云说，“单纯靠人或制度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制度和人、文化完美结合在一起，才能让公司健康持久发展。”
不妨来复盘下阿里十年前创立的合伙人制度——为了保留这个制度，阿里甚至放弃了在心仪已久的香港上市，当然，在错失阿里三四年后，港交所已经放弃了对同股同权的坚持。
阿里独创的合伙人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很像美国的议会，对股东、董事会、合伙人三大权力和管理主体进行平衡和制约。
尽管阿里的高管团队，只持有少数股份，但是在阿里，合伙人拥有半数董事的提名权。而通过提名半数以上的董事，持有少数股权的合伙人间接控制了董事会，继而就能任命包括CEO在内的管理团队。
这种提名权同样受到制约，得到提名的董事是否能够就任，决定权还在股东大会。如果股东大会否决了提名，合伙人就必须提交新的提名。
归根结底，在内部，合伙人的重要使命有两个，第一个是选出最合适的未来领导人；第二限制未来领导人做出愚蠢决定。
而在外部，合伙人制度，则能让阿里可以不理会短视的华尔街，“最核心的就是为了企业的长远利益，而不是受制于资本市场的短期压力”，马云和曾鸣曾用这个理由说服了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所以，合伙人制度，是马云离开之后，能源源不断产出“张勇”的机制保障，马云只有一个，但“张勇们”必须随时候补在线。
能否保证后继者都有堪比张勇的能力，就要看合伙人的集体决策能力。
能够荣膺合伙人角色的，都是公司业务的核心管理者。从趋势来看，合伙人规模是不断扩大的，已增至36位。阿里巴巴前参谋长曾鸣曾透露，阿里合伙人会吸引更多年轻人进来，未来人数可能达到两三百人。
但也有例外，比如，2013年阿里曾有28名合伙人，但到了2014年公布招股书时，就只有27名合伙人了。
合伙人通常是阿里的股东，也都是业务部门的核心管理者。随着80后走上管理层，现在有两位“80后”合伙人——天猫技术负责人吴泽明和蚂蚁金服副CTO胡喜，而第一个85后的新合伙人，很可能是淘宝CEO蒋凡。
合伙人本身的选举也比较严格，去年曾有高管得到了候选资格，但是最终没有入选合伙人，也曾有高管因为离职等原因退出合伙人。
总之，合伙人制度，正是马云可以放手的制度保障。
离任了董事局主席，不离开阿里
一年后，马云将离任董事局主席，但马云并没离开阿里——阿里的官方通稿略显煽情的说，“马云始终是阿里巴巴经济体的凝聚者，始终是阿里巴巴使命、愿景、价值观最忠实的守护者和宣导者。”
此言不虚，以马云在阿里体系内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马云在不在位其实影响不大——马云只有一个。
马云可以归来，但马云最好无需归来——一个发展势头良好的阿里，可能不需要马云再度归来，只有一个遭遇重大变故、生死关头的阿里，才需要马云重新回归，力挽狂澜，比如柳传志之于联想，侯为贵之于中兴。
但哪怕离任之后，身为000001号员工，身为合伙人，身为董事会成员，没有人会否认，马云依然在关键事宜上，可以施加影响力——要不要施加，权且看马云取舍。
而对于阿里这样的社会型企业，马云退守一线之外，把角色从“企业人”转移到“社会人”，可能反而更有利于阿里的发展——对于大型企业来说，他们的风险不仅仅来自于内部，可能还来住外部宏观环境和监管新政等等，比如，最近腾讯股价大跌，可能是受损于严苛的游戏新政，而滴滴连续两起少女被害案，也让其在严苛监管和汹汹舆论下，不得不把增长的目标放到次优位置——身在阿里之外，马云对宏观大势、科技风口的把握，也许能够更精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而马云之所以能够舍得，也是因为他找到可以实现更大价值的新角色，马云的价值过去通过阿里这一商业实体变现，现在则可以外化到宏观环境——乡村教师代言人、阿里巴巴脱贫基金主席，马云公益基金会创始人，乡村教师代言人，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联席主席，TNC（大自然保护协会）全球董事，联合国青年创业和小企业特别顾问，联合国世界妇女峰会联席会议联合主席等。
而很多坚决不放手，坚持二代三代继承的企业家们，并没有在企业之外，找到更能发挥价值的“社会人”角色。
反过来说，作为一个逐渐全球化的社会型企业，阿里和整个社会大环境一荣俱荣，一毁俱毁——一个更好的中国和全球，未必有一个更好的阿里，但一个更坏的中国和全球，必然不会孵化一个前景光明的阿里。
离开了马云的阿里会更好吗？既然马云早晚都要离开这家梦想102年的企业，一旦时机成熟，晚一天就不如早一天，马云说过：“我的信念就是未雨绸缪，我们必须现在就得做好准备。”
既然马云把盖茨视为标杆，不妨也参考下比尔盖茨离开后，微软的变化————过去十年间，微软的市值增加二十倍以上，也是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公司中，唯一一家十年间始终留在Top10榜单中的高科技公司。
现在的Top10榜单上，阿里紧随微软之后，相比于5年前马云刚刚退任CEO时，其市值也翻了四五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