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的酒店不能用星级来挑。
外白渡桥北头的浦江饭店虽然只有3星级，但老上海都知道，这里曾是号称“远东第一饭店”的礼查饭店。
1920年，罗素来沪访学时住在“礼查饭店”310房；两年后，爱因斯坦下榻旁边的304；又十年，刚拍完《摩登时代》的卓别林带着新婚妻子走进了科学家楼上的404。
然后是2015年10月17日。
这天，晴转多云，来自西伯利亚的3级东北风拂过外滩，老礼查饭店隔壁来了一个新时代的天才。
天才当时21岁，名叫Vitalik Buterin。他生在俄罗斯，长在加拿大，19岁去美国拿了彼得·蒂尔的钱，如今四海为家。
在那个下午，Vitalik Buterin还没成为后来声名远播的“V神”。一场关于区块链的非正式活动在紧邻浦江饭店的红象餐厅举行，见者有份，免费报名。最后来了50多人，讨论话题围绕区块链底层技术，以当时参加首届区块链全球峰会的国外开发者为主，会场尚未有日后撩动人心的财富气息。
Vitalik Buterin
这个活动放到今天，入场券卖1000块都不嫌贵，因为V神创立的以太坊现在已被公认为区块链2.0——借助以太坊的智能合约形成的“通证众筹”（ICO，本文“通证”都指Token）热潮席卷全球，每时每刻吸引无数眼球和真金白银。
三年后的今天，当时聚集了这帮人的上海，看起来成了国内区块链行业的高地：这里有万向区块链实验室、比特创业营、NEO、量子链、边界智能、唯链等重要的区块链组织和项目。
相比交易所、矿场、矿机公司聚集的北京，上海的特点很鲜明：更关注区块链底层技术，是目前鱼龙混杂的行业里，看起来最体面、最有想象空间的地方。
就在前不久，一篇《上海是怎么错失这些年互联网机遇的？》文章迅速传播，感叹上海没落，活力不再。
这是老生常谈了。现在更值得关心的问题是：
在最新、最热、最快的区块链领域，上海能扬眉吐气，重振风采吗？
比特神教 VS上海阴谋起初，上海是被瞧不上的。
在2016年区块链概念兴起之前，国内的形势是：北京炒币，深圳造机，上海呢？开会。
敢想敢干的北京，围绕比特币交易，迅速发展起了大的交易所和钱包公司，如火币、OkCoin等，也造就了许多传奇富豪。
深圳靠着硬件优势，成为许多矿机公司设计和生产的基地。在挖矿收益好，电费还不嫌高的2013年，日后生意失利、人间蒸发的烤猫，还曾把矿场开在深圳南山区，左邻是服装厂，右舍是电子厂。
上海进场最晚，在比特币2013年4月暴涨到8000元人民币前后时，一些关于比特币底层技术的沙龙才开始在上海兴起。
北京的交易所与深圳的挖矿，都直接和比特币投资有关，而在上海小资情调的咖啡馆里，大家更喜欢讨论：比特币的技术还能做点什么？（当时还没有“区块链”的提法。）
大佬们挣钱，上海“精英”们Meet Up，本来相安无事——交锋出现在比特币暴跌后长期横盘的2014年。
当年7月，Vitalik Buterin创立的以太坊开始首次众筹。
在2008年中本聪发明比特币之后，出现了大量山寨币，大部分都是copy比特币的代码，做微调，而以太坊的特殊之处是改进比特币的底层技术，实现了“智能合约”功能。简单来说，以太坊提供了一个区块链底层平台，开发者可以在上面更方便地发布自己的应用。
以太坊诞生的同年，还出现了比特股（BitShares），它被设计成去中心化的全球支付系统和交易所，用DPOS（授权股权证明）算法代替了比特币的PoW（工作量证明）共识机制——也就是不用挖矿了，以解决比特币对算力资源的大量消耗。
上海咖啡馆里的技术崇尚者，开始写文章布道比特股和以太坊，称其为“比特币2.0”，是趋势所向。这让圈中以比特币投资和挖矿起家的“比特神教”十分不满。
所谓比特神教，指一部分人的信仰：“比特币是宇宙中心、绝对真理；山寨币必死，2.0必死。”在区块链3.0已被如火如荼讨论的今天，回头看神教有些好笑。
但当时，神教背后有很实在的利益：对已经在比特币和挖比特币上投入了资产的人来说，当然更倾向于相信其他加密数字货币不具备和比特币竞争的能力，甚至是骗子。
在以太坊开始众筹时，神教盘踞的巴比特网站上，以太坊被称为“惊天巨坑”，盛传以太坊众筹之后，股东会把募集的比特币分掉，而不是投入后期开发。
更极端的声音是：“比特币2.0”是上海小团伙搞出的阴谋，全世界都没人搞，只有上海搞。为什么？因为上海人没在比特币2013年前的行情里赚到钱，遂搞出一个2.0，帮外国小孩骗中国人的钱。
一位经历过比特神教和上海“阴谋团体”交战的区块链从业者告诉「甲子光年」，最严重时，谈以太坊在国内几乎人人喊打。巴比特网站上，甚至一度阻拦发布讨论2.0的文章，部分活跃的2.0布道者的专栏账号也无法登陆。
2015年10月，万向集团在上海成立“万向区块链实验室”，并举办了第一届区块链全球峰会。“区块链”的说法由此出现。
不过当时，上海的这场峰会被认为很山寨：
整个大会，虽然冠名“2015全球首届区块链峰会”，竟然没有李笑来、赵东、徐明星、李林、毛世行等国内比特币投资、交易、挖矿代表，更没有国际上的比特币基金会大佬。参会的都是些山寨币开发者、投资者。这些山寨币有：不知道是什么鬼的物联币；叫嚣着要超越比特币的比特股；小天才俱乐部以太坊。
——《为什么比特神教有人认为“万向区块链实验室”是装逼犯？》（币科技，2015年10月）
同一时间，上海的NEO项目在国内第一个发起“通证众筹”，NEO致力于利用智能合约对数字资产进行智能管理，被称为“中国的以太坊”。
这个如今的明星项目在2015年众筹时，24小时，整整24小时，只募集到最低目标1400个比特币的60.5%，最高目标2100个比特币的40.03%。
这40.03%的最后0.1个点，还是NEO创始人达鸿飞在QQ群里喊了一嗓子才有朋友临门认购的。
这真是一个“纯真年代”：在前24小时“抢滩期”给NEO众筹的用户居然可以享受15%的额外奖励。
当时已成为“币圈首富”的李笑来声称自己不认同以太坊这类“以中心化方式运营去中心化项目”的思路。
但两年后，李老师也开始力捧对标以太坊的EOS项目，帮他们5天融了1.8亿美元。李笑来自己主导的PressOne项目，连白皮书都没有，也快速募集到价值8000多万美元的通证。
在这股热潮里赚到的人，都得谢谢V神，虽然这不是V神初衷。
上海高地初现三年后的今天，形势发生大逆转。
当年你爱理不理的NEO，就像《骇客帝国》里已经吃过红色药丸的Neo，变得高攀不起，其同名通证的总市值已达到80亿美元左右，目前排名全球第六。单价从0.3美元涨到现在的120美元左右，翻了近700倍。
Vitalik创立的“惊天巨坑”以太坊，现在已经被公认为区块链2.0。去年，以太坊和摩根大通、英特尔、微软成立企业联盟，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V神。
以太坊总市值也稳定在加密数字货币的第二名，目前在1000亿美元上下波动，逼近1500亿市值的“宇宙中心”比特币。
鄙视链掉了个头。过去被国内神教认为山寨的V神，现在看才更代表国际主流趋势，而国内的许多大佬，在更加推崇底层技术开发的全球社区里并没有太高地位，他们被最早玩比特币的湾区极客视为“投机分子”。
一种夸张的说法是，加密数字货币投机是“魔道”，发展区块链技术是“仙道”，上海一开始就走的是修仙路线，根正苗红。
舆论上，似乎也能看到这种“仙渐胜魔”的势头：在中国政府2017年的强力监管后，过去以炒币、挖矿和做交易平台为主的大佬纷纷学会低调做人；而更关注底层技术的“链圈”逐渐走入主流视野。
但更准确地讲，正在发生的事不完全是新旧势力更迭，而是“顺承”和“融合”。没有最开始的比特神教，加密数字货币在中国的影响力不会逐渐扩散，但之后不少神教信徒逐渐“信仰瓦解”，在积累了原始财富和认知后，有能力和视野的人，都在思考如何做更实在的区块链应用。
上海的高地效应初步显现，这里聚集了许多国内优质项目：NEO、量子链、唯链、边界智能……从2015年到2017年，上海连续举办了三届区块链全球峰会，第二届峰会同时也是当年的以太坊全球开发者大会。
区块链在上海，乃至中国的这些发展，绕不开一个关键角色：万向区块链实验室。
2015年9月，万向控股有限公司出资成立了万向区块链实验室。这是国内首家关注区块链技术的非盈利性研究机构，联合创始人是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执行董事肖风、V神，以及比特股联合创始人沈波。
在IBM研究院工作了16年的曹恒于2016年创立了用区块链技术提供分布式智能数据服务的边界智能。
她告诉「甲子光年」，创业的契机是“万向刚好在上海”。她从2015年就开始关注区块链技术，在2016年有机会参加了万向区块链实验室举办的以太坊还有区块链技术大会。
当时，V神是万向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曹恒在交流学习中发现，区块链技术比2015年她了解时有了更快的发展，已可以用来解决一些金融之外的问题。
万向区块链实验室同时也是上海三次全球峰会的主办者，叫响了“区块链”这个词。
见证过三次峰会的暴走恭亲王告诉「甲子光年」，后两年的人数比第一年明显增多：“肖风博士时机把握得特别好，2015年10月，刚好是全世界区块链或者说数字货币，刚刚从低谷走出来的时候，后面开始一路上扬。”
可以说，万向区块链实验室在参与推动全球区块链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2017年初，万向控股又成立上海万向区块链股份公司，整合旗下的区块链商业创新咨询、新链加速器和万云服务平台，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肖风任总经理。注册地就在上海虹口。
在上海本地，另一个重要的组织，是更为松散的“比特创业营”。
比特创业营活跃成员和V神的合影
NEO的创始人达鸿飞就是比特创业营在2013年的7位发起人之一。 达鸿飞向「甲子光年」回忆，7位创始人本是一起讨论比特币技术的网友，在见面后的一次晚饭中，徐义吉提出想做一个社区，定期“Meet Up”。
当时每周或每半月，比特创业营会在上海五角场创智天地组织沙龙，费用由社区里的活跃分子一起承担。
现在，当年这些没事开开会的人成了上海区块链的中坚力量：
达鸿飞创立了NEO，徐义吉和王冠在做星云链，初夏虎（顾颖）搞了元界，大头（张银海）在做投资，巨蟹（刘嘉陵）在从事比特股相关工作，蓝领（孙铭）为分布式资本处理法务。
大势面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短短两年多，神教势力衰落，“链圈”声名鹊起。上海也伴随区块链领域重视专业技术的趋势，成了各种正式大会、非正式沙龙的聚合地。
如果说，上海错过了互联网创业的机会，现在看来，区块链这一波，黄浦江的春潮可能又来了。
慢鸟先飞？问题是：为什么是上海？上海怎么又行了？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上海是金融中心，区块链技术最先应用在金融领域，和上海天然亲近。
而达鸿飞则将此理解为一种“自然界现象”：“早期一些星星点点的事情，对整个系统带来的抖动是非常厉害的。”因为上海刚好最初聚集了一批对技术本身更感兴趣的人，之后就聚得越来越多；而北京则碰巧出现了一批搞交易所的。
其实“亲近”加“巧合”的说法可以放在一起看。万向区块链实验室是上海目前产生区块链高地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像变革需要领袖，虽然马克思教育我们，没有列宁，也会有十月革命一声大炮，但杰出人物和组织，却很可能改变历史故事的具体时空组合。
而万向集团会关注区块链，又和万向本身在上海的金融布局有关。万向长期关注金融科技领域，很早就注意到了大数据和加密数字货币技术。
少年时期在上海生活的曹恒说，上海的城市气质可能也是区块链技术发展的因素之一。
她在北京和上海都工作过。北京给人的感觉是“拼”、“战斗力强”； 而上海的气质是：沉稳、专注，专业精神。
在互联网下半场的“模式创新”中，上海的Professional拼不过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北京。但区块链目前的发展，仍处于一个技术突破期，上海的咖啡馆和Meet Up氛围、在干净的办公室里研发底层技术的工作方式仍然适宜。
上海的另一个优势是“国际化”。Onchain的首席战略官季宙栋观察到，上海的区块链项目比北京同类项目的国际化布局时间早、程度深。而区块链又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行业，出海势在必行，最领先的团队和技术目前仍在海外。
但「甲子光年」听到的最有趣的说法是，以上通通不对：“上海哪里有什么优势，只是慢半拍而已。”在北京、深圳、杭州都已开始炒币、挖矿、造矿机的2013年前，上海却动静不大，却正因为出招慢，才直接进入了2.0，有了后发优势。
慢半拍，是因为胆小。
胆小，所以上海人不敢搞交易所和挖矿，这些行业创新多少带有一点摸不准的成分。
“北京交易所，杭州矿场，当时什么东西都在动。上海这帮人呢，天天在一起坐而论道。大家来讨论来讨论去，觉得这东西可以再等等，结果一等就等出一个比比特币更好的东西，区块链。”一位上海本地区块链资深人士告诉「甲子光年」。
2016年10月，CoinDesk上登载过一篇“In China,Two Cities Mirror Blockchain-Bitcoin Divide”（《在中国，两座城市映照了区块链-比特币分野》）。
这篇文章提到，在北京总是能碰到比特币至上主义者，而上海人的态度明显不同，他们认为比特币已经是过去时。
当时初夏虎对文章作者说：比特币技术是革命性的，但是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具备革命性或许阻止了比特币成为一个主流资产的类别。只有当项目本身避免革命性污点时，当地政府才会给予最强的支持，但比特币已经无法摆脱这个污点了。
这很能说明上海人的态度。你可以称之为胆小、精明、或谨慎。这份谨慎，来自上海一直是中国管理“最规范”的城市之一。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是上海慢半拍的原因。相比国内许多城市，上海不仅穿着鞋，穿的还是一双银色亮片细跟高跟鞋，blingbling很闪，但走路也得悠着。
特别熟悉比特币在中国发展的人，可能会觉得以上评价有失偏颇。因为中国第一个比特币交易所“比特币中国”正是2011年在上海创立的。（比特币中国已于去年9月停止交易，今年1月30日，有消息称香港一家基金已收购比特币中国。）
但上海人会说：杨林科是温州人啊！
温州人最擅长的就是卖鞋。
重蹈覆辙 or 重拾风采？抛开“颠覆未来”、“重构社会”、“这是比互联网还大的事”的花哨说法，此次区块链热潮，本质上是一场技术革新，和以往的技术革新有共通性。
对暂时在国内站上高地的上海来说，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重蹈覆辙，再坐一遍互联网的过山车，将高地拱手让人；二是重拾风采，抓住机会，一举成为科技前沿之都。
可能上海的头面人物和喝着咖啡的市民看到这儿会觉得挺好笑：我们没有失去风采，好伐。
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这可能是上海最大的问题。
对于上海能否抓住区块链这个机遇，「甲子光年」的态度是谨慎中性。
第一，船大难调头。
上海发展了这么多年，以前的问题不会因为一个新的产业出现了就快速解决。
总体来说，上海不是一个对小公司创业，和先锋创新特别友好的城市。上海的城市文化更追捧大公司和“混出样”的人。
一位上海区块链领域的从业者告诉「甲子光年」，上海政府是会有少量经费支持分配给区块链领域。但一般最终拿到的是一些相对成熟的项目。好处是，确保钱没流到不合适的人手上；坏处是，创新性非常强的行业和小团队，很难达到申报标准。
曹恒明显感到，杭州和浙江的一些地区对区块链创业更积极。她已经接到好几次邀请，对方给出的落地政策十分优惠。而作为大都市的上海有足够吸引力，暂时没有显现明显的产业政策倾斜。
在上一轮互联网创业里，一个被讲了无数次的故事是曾经在上海创业的马云后来却去了杭州。上海房租太贵，导致马云资金紧张，再说当年上海年轻人的梦想是穿着套装在1999年新竣工的金茂大厦88层端着咖啡俯瞰天际线，见面都互相叫Justin、Amy的，怎么可能看上给自己取名“风清扬”、“逍遥子”的怪咖公司。
如今，在区块链和加密数字货币领域，杭州的力量也不可小觑，聚集了巴比特，秘猿科技，趣链科技，云象，和正在筹备上市的嘉楠耘智。
“想都不要想，没可能。”一位在上海经历过互联网和区块链两次创业潮的人告诉「甲子光年」，他觉得上海是没戏的，因为上海对创新的监管太严，以求稳、规范、不要出事为第一导向，如果这个思路不改变，一定会把创业者逼到别处。
「甲子光年」持谨慎态度的第二个原因是，区块链领域还在“造马路”阶段，人才为王，而上海的信息科学人才储备并不占优。
在去年9月15日的第三届峰会上，V神在演讲中认为，区块链应用目前的主要障碍仍是技术，这也是行业的一个共识：急需解决怎样规模化、增加可承载交易量，怎样处理隐私等问题。
马路造不好，根本跑不了车子。那么，区块链的马路究竟多久可以造好？
可以拿互联网1.0时代做比较，从雅虎的发展看，从概念高估到真正发展壮大，大概5-6年。彼时，开发者不仅面临软件基础问题，还面临硬件基础问题，上网还需要拨号，光纤都没有，更别提现在的4G、5G。相比之下，如今，互联网为区块链的发展打下了足够好的硬件基础，即便如此，区块链行业真正的基础设施积累，可能还需要3年左右时间。
在这个“造马路”的阶段，关键是网罗技术大牛，得人才者得天下。真正能赢得区块链创业的人，不是炒币的人，而是对基础技术有贡献的人。
但上海本身的业界信息科学人才显然不比北京、深圳、杭州等互联网公司扎堆的地方；在学界，北京高校的优势十分明显，北大信科、清华姚班都在培养顶尖的技术人才。放眼世界，硅谷的优势更是一骑绝尘。
上海虽然开局很好，但在基础攻坚阶段，早3个月、早5个月，不一定有先发优势，还要看谁能在政策上、管理上和社会资源调动上打配合战、打持久战。
对上海的区块链前景谨慎的第三点原因是，区块链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行业。
上海的竞争城市并不仅在国内，如果以上海建设全球金融中心的目标来看，纽约、伦敦都是目标对象。
根据德勤在去年11月发布的报告，GitHub上，区块链项目开发人员大多住在北美或欧洲，旧金山最集中，其次是伦敦和纽约，这里有大量的金融项目需求。
此时此刻，从上海开始事业的NEO创始人达鸿飞正在旧金山参加NEO全球开发者大会。目前，NEO 98%的开发者都在国外。
“你看我们这次大会上的几十个Speaker，绝大部分都来自世界各地，北美的、欧洲的都很多，所以你说上海的区块链怎么样？我觉得很难来以一个城市来定义了。 ”达鸿飞说。
目前业务是提供技术服务的边界智能，也正在和被认为可能是区块链3.0方向之一的Cosmos合作公有链新项目，这意味着未来边界智能也将从全球社区吸收更多开发者。
当然，即使是高度全球化的行业，也一定会产生重要节点，产生数字海洋的重要“港口”。
2015年，第一届区块链全球峰会上海举行时，参与者多是国外技术人士。
2016年，第二届全球峰会连同以太坊开发者举行时，中国银行前行长致开幕词，1200多位各国代表、全球50家媒体超过100名记者来到上海参会。
到2017年，国内媒体对区块链关注最多、热情最高的一年，第三届全球峰会在以夜店风著称的W酒店举行，对岸就是照亮上海滩的东方明珠，但这场峰会却是顶着压力，悄悄摸摸举办的，几乎没有邀请国内媒体。
在第二届峰会上，万向的肖风曾许下豪言：“力助中国在全球区块链行业牢牢掌握话语权。”
现在的问题是：2018年，第四届峰会还会在上海召开吗？
侬来伐？想好了伐？2015年10月那个下午，当V神在红象餐厅里谈论区块链技术时，他可能不知道楼上的浦江饭店，在中国的近代科技生活中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1882年，上海首次试燃15盏电灯，其中有7盏就在浦江饭店及其花园里，这也是中国亮起的第一盏电灯。1901年，中国第一部电话在这里接通。
这里也是新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见证地：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浦江饭店内开业。
那是上海的黄金年代。憋了这么多年，刚富起来的城市顾不得姿态好看。整个市场就8只股票，但排队买股的人通宵达旦，最高峰时得排5个通宵，才能拿到一张委托单。此后，上海走上它建设国际金融大都市的康庄大道。
而同一时间，彼时被上海仰望的香港，却开始了隐秘的“坠落”。1970年代，香港曾创造十年间GDP总值从38亿美元增长到288亿美元的辉煌成绩。但到80年代之后，香港逐渐转向地产和金融行业，放弃了制造业。
原因之一是改革开放使香港企业可以方便地享受两岸发展差异的红利，将工业生产线搬迁到内地，圈住土地，雇佣廉价劳力，出小钱，挣大钱。
最初的红利，最后的苦果，经济收益的惯性，减缓了香港创新、升级的速度，颓势在90年代末开始显现。穿的鞋太精致，难免阻碍了赶路。
有一句虽然是唱给香港的，但很想问现在的上海，在最新的一轮变革中：
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或者我们直接一点，面对这个巨大的新机会：上海，侬来伐？想好了伐？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