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周宣布惩罚中兴之后，美国再次三司会审华为。华为是否会遭遇中兴那样的灭顶之灾？这要看美国能否找到华为的“罪证”，但这一调查更可能是中美下周贸易谈判之前的施压手段。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三大政府机构司法部、财政部和商务部正对华为展开调查，调查后者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令，向伊朗出口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华为已经收到来自美国商务部和司法部的行政传票。如果找到华为违法出口的不利证据，美国政府可能会对华为进行行政处罚和商业制裁。不过，目前媒体还不清楚调查的具体范围和推进情况。华为目前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中兴被罚证据确凿
这是继上周惩罚中兴之后，美国对中国科技行业巨头策划的又一次重击。美国商务部上周宣布，由于中兴没有遵守此前达成的和解协议以及虚假陈述误导调查人员，将对中兴实施为期七年的禁售令；中兴将无法购买来自美国的软件、硬件、技术和服务。鉴于中兴大量核心部件来自美国合作伙伴，暂时无法找到替代方案，这意味着中兴供应链将全面陷入瘫痪。用中兴自己的话说，公司将陷入休克状态。
不到一年之前，中兴刚刚与美国商务部达成和解协议；承认此前违反美国制裁令，私下向伊朗与朝鲜出口通信设备，并且多次拒绝配合调查和误导联邦调查人员，同意向美国政府缴纳高达12亿美元的罚金（先缴纳8.9亿美元），从而换取美国政府解除禁售令。此次美国政府再次处罚中兴的直接理由是，中兴只解雇了五名相关的高层人士，没有按照承诺处罚35名相关员工。
虽然中兴在美国政府二度惩罚之后，依然表示绝不能接受，但在超级大国政府面前，任何一家企业都显得脆弱无助，何况美国政府在2016年3月拿到了一份中兴高层签字的、涉及向伊朗出口的内部机密文件，抓了个证据确凿。关于那份关键证据的泄露过程，故事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中兴高层在美国被查获电脑，一个是中兴美国的律师举报。但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证据让中兴被抓了个“人赃俱获”，只能低头认罪受罚。
美国政府调查华为对伊朗出口同样源于中兴那份机密文件。中兴在文件中提到的友商“F7”（普遍认为是华为代称），把华为推到了风口浪尖。在2016年正式调查中兴之后，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同样向华为发出行政传票，要求华为提供过去五年向朝鲜、伊朗、叙利亚、古巴和苏丹的通讯技术出口所有信息，调查华为是否违反美国禁运令，把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卖给这些国家。
此后，美国政府一直没有放松对华为的违规调查。2017年初，美国司法部旗下的联邦调查局（FBI）和财政部旗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再次对华为进行相关调查。
不过，上诉调查迄今似乎还没有找到不利于华为的致命证据，否则三大部委也不会在本周再次启动调查。因为但凡抓到有力的证据，美国政府必然会抓住这大好良机公开整治华为，而不会像过去一年那样，只能施压国内公司拒绝与华为合作，逼迫华为退出美国市场。
华为是国家战略威胁
相对于原本就在美国运营多年、手机业务蓬勃增长的中兴而言，华为才是美国政府最为忌讳的中国通信巨头。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网络设备提供商和第三大手机厂商，更是最有可能挑战美国在5G通信时代技术话语权的中国通信巨头。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正在联合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盟友，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华为在这些国家的业务扩张。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政府直接否决了博通斥资1200亿美元收购美国通讯与芯片巨头高通的交易，同样是担心交易可能影响高通未来的研发投入，给华为带来在5G通信时代的技术赶超契机。
长期以来，美国官方都给华为公开挂上“与中国政府存在关系，可能替中国政府窃取信息”的标签。虽然华为多次公开表示，自己是一家员工持股的私人公司，与中国政府并没有隶属关系，也不可能替政府监控窃取信息，更在2012年主动邀请美国国会来深圳进行实地考察。但对美国政府而言，华为的这种努力显然是徒劳的。
从2008年华为正式拓展美国市场迄今，美国政府叫停了华为的四次重大收购交易，否决了第三大运营商Sprint给华为的60亿美元网络设备订单，阻止了美国主要运营商与华为之间的业务合作。今年以来，美国六大情报机构和国会调查报告连续数次提到，华为与中兴可能替中国政府窃密，建议美国运营商和消费者远离这两家中国厂商。在这种政策压力下，美国第二大运营商AT&T和电子产品零售商百思买先后放弃了销售华为手机的合作。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上周也通过决议，禁止美国小运营商采购华为设备。美国电信设备市场每年规模高达300亿美元，爱立信和诺基亚这两大北欧通讯巨头各自占据48%的股份，而华为的市场份额不到1%，只能接到一些偏远山区地区运营商的采购单，现在这个市场也要全部丢失。
据咨询公司埃森哲统计，美国各大运营商将在未来七年投入2750亿美元铺设5G通信网络；而这个巨大的市场当然与华为再次绝缘。华为目前在全球通讯设备市场的份额为27%，高于爱立信与诺基亚。
在美国市场连续受挫之后，华为轮值CEO徐直军上周公开表示：“有些事情放下了反而轻松……中美之间的问题不是我能说清楚，可以解决的。”与此同时，华为驻美国首都华盛顿办公室负责人、负责政府关系的副总裁威廉·普拉默（William Plummer）也在效力华为近八年之后黯然离职。这或许说明华为已经暂时放弃了美国市场的拓展计划。
贸易大战一触即发
无论是中外主流媒体，还是行业分析机构，在剖析美国政府第二次处罚中兴时，都会提到目前中美紧张的经贸关系和一触即发的贸易大战。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再次惩罚中兴和三司会审华为，对中国科技行业的两大战略支柱企业下手，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这是美国在双方贸易谈判之前的下马威和攻心战。
中美经贸关系目前正处于一个极度敏感的时期。崇尚里根总统单边遏制主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大选期间就多次宣称要大幅提高关税，来解决中美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今年3月初，他正式提出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500亿美元的惩罚性关税，并禁止中国企业在美国并购投资，希望将美中贸易逆差缩小1000亿美元。但特朗普一边宣布要大打贸易战，一边又多次主动暗示要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
去年美国官方统计的贸易逆差高达5660亿美元，其中有三分之二来自中美贸易（3752亿美元）。但中国海关的数据统计，这一贸易顺差仅为2758亿美元，比美国数据少了近1000亿美元。双方的统计分析就在于出口的定义标准；按照美国的统计方法，只要在中国组装的商品，都属于中国对美出口。这显然夸大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程度。
举例来说，美国把中国组装的苹果iPhone手机都定义为中国出口产品，但实际上iPhone绝大多数的价值都属于苹果和供应链企业，而中国组装厂商只能拿到不到4个百分点。
在中国4月初回以500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之后，特朗普又通过媒体放风，宣称考虑再对中国商品征收价值1000亿美元的进口关税。这显然是在直接试探中国政府的心理底线。因为如果特朗普加大贸易战施压筹码的话，中国已经无法给予同样规模的贸易回击。
中美贸易谈判，各自有着不同的筹码。去年美国对中国出口总额为1304亿美元，仅占美国出口总额的9%；而同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为5056亿美元，却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1%。而且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第二大和第三大商品——家具玩具和纺织品，都有着来自墨西哥和越南等劳动力成本低廉国家的替代产品。
谈判之前威吓施压
一连串看似暴风骤雨的组合拳之下，特朗普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和中国打一场“杀敌一千，自损五百”的两败俱伤大战吗？显然不是，这会直接威胁他寻求连任的选民基础，重创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形势。特朗普对中国施压的具体步骤，显然都打过精明的算盘。例如，在他提出的首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名单中，并没有涉及到美国民众日常生活购买的廉价中国商品。
这个看似言行举止疯狂的地产商总统，实际上是一个谈判桌上的冒险家。他不惜拿美国企业的出口利益和民众的生活成本来冒险，押注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无法承受全面贸易战的惨烈结果，最终会被迫屈服接受美国的条件，向美国商品和公司全面开放中国市场。这才是特朗普的真正目的。中国官方数据统计，去年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是19%。
而为了施压达到这一目的，他会和当年的里根政府一样，通过系列看似疯狂的“暴力重手”来影响谈判桌上的心理平衡。中国近期承诺降低汽车进口关税与合资企业限制，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谈判示好信号，但这还远远不能满足特朗普的要求。上周传出美国政府准备遏制阿里云在美国扩展的消息，也是意在施压中国政府对美国云计算巨头进一步开放市场。
当然，特朗普也在承受着巨大的风险。为了施压中国作出让步，他会不可避免冲击到美国企业的利益，遭致诸多跨国巨头的反对。高通收购恩智浦半导体的交易，就卡在中国政府手中。中国对美国农业实施贸易报复，则可能会威胁到共和党在这些传统选区的支持度。这些都是他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之前需要仔细评估的风险。
就在不久前，特朗普在白宫私下会见了苹果公司CEO库克，这是在业务生态和市场营收方面，都极为重视中国的美国巨无霸企业。媒体猜测，特朗普可能会询问和评估中美贸易战对苹果的损伤程度，以及苹果转移制造链甚至就业回流美国市场的可能性。
里根主义如出一辙
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强硬态度，与当年里根政府的遏制立场如出一辙。1985年，为了解决美日巨额贸易逆差，提升美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美国诱使当时的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签下《广场协议》，同意日元大幅升值。现在特朗普政府的首席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正是当年里根政府的副贸易代表，是美国与日本贸易谈判的直接经手人。
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前，里根政府同样是恩威并用，对日本政府大打心理战。美国多次对日本进口产品启动“超级301条款”的贸易制裁；美国国会拟定草案，准备对日本进口产品全面实施关税制裁；美国贸易代表甚至以退出谈判作为威胁。而当时日本出口导向的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市场，对美国出口占据了日本总额的近30%。作出让步保住美国市场，是日本政府自愿签下《广场协议》的主要原因。
特朗普是一名走过残酷市场竞争，甚至受过破产打击的成功地产商，他比谁都清楚商场上的谈判技巧。在成为美国总统之后，他的治国风格既有此前电视娱乐明显的浮夸嚣张，更有骨子里的商人本性——注重实利、了解风险、兵不厌诈与虚张声势。
这种经商谈判技巧在他1987年的畅销书《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Deal）有过详细阐述。这本书是当年最畅销商业书籍之一（当然他只需要口述，有专业写手组织成文）。
这场看似一触即发、两败俱伤的中美贸易战，最终的解决方案或许还是在谈判桌上。不战而胜才是特朗普想要的结果。就在昨天，特朗普在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时再次公开放出信号：“我们有很好的机会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但如果不能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会按照原计划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5月15日）。”美国财政部长努钦下周就将访问中国，他的此行目的不言而喻。
会审华为意在震慑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希望遏制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迅猛崛起，避免威胁到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遏制华为这样中国科技巨头的全球业务和技术储备，就是这一战略的直接体现。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审查委员会上周发布报告，大肆渲染华为、中兴与联想帮助中国政府窃取秘密，更明确提到“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友，短期也不可能是”。
中兴高层此前的一连串愚蠢错误和确凿证据，让自己成为了美国政府在贸易战之前名正言顺拿来震慑的最好祭品。作为中国的第二大通信巨头，中兴在美国的制裁令顿时陷入瘫痪。这不仅让中国政府意识到了科技产业依然依赖美国的残酷现实，也让美国看到了可以进一步震慑和威胁中国的更多手段。
一方面摆出架势要打一场千亿美元的残酷贸易战，一方面又不断暗示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既有恐吓威胁，但更注重实际利益。在中美进行实际贸易谈判的敏感时间段，传出美国“三司会审华为”的消息，显然有着更多的心理战涵义。
即便是实力更为强大的华为，在全球科技行业产业分工的当下，也无法彻底断绝与美国合作伙伴的业务往来。但对中国的国家战略而言，华为是一个无法取代的支柱型企业。美国对华为的任何惩罚，都可能会导致中国政府的坚决回击，影响到中美贸易谈判的最后结果。
因此，此次美国政府三司会审华为，能否找到华为的“罪证”，未来是否实施制裁，都是一个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