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庚子年，闰八月，诗曰：“太岁庚子年，人民多暴卒；春夏水淹流，秋冬频饥渴；秦淮足流荡，吴楚多劫夺。”
这一年吴楚没被劫夺，京城却遭了大殃。8月17日，持枪端炮的八国联军打到了天朝帝都，英军攻进宣武门，美军攻进广渠门，日军攻进朝阳门，俄军攻进东直门，仅用了一天时间就占领了全城。此时，养尊处优的老佛爷脱去锦衣凤翎，改穿粗布蓝衣，跟随从一起混在人群中，仓皇逃离北京。
裱糊匠李鸿章被急召入京，给老佛爷和义和团收拾残局，签署了赔款议和的《辛丑条约》，再次背负骂名被万民指谪，不到一年后便在贤良寺吐血而亡。谈和成功后，老佛爷便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北京。为了改变落荒而逃、守旧无能的形象，1901年，慈禧高调宣布新政进行改革。
风雨飘摇中的改革，也可谓是形势所逼。面对火枪弹药，“之乎者也”毫无还手之力，清朝在近代科学方面的人才匮乏非常严重。因此，在教育领域，张之洞、袁世凯等朝中重臣上书倡议“废科举、弃八股、办学堂”，直言到：“人才之兴赖乎学校，科举一日不停……学堂决无大兴之望。”
科举取士出现于隋末唐初，被认为是中国第五大发明。因其公平竞争的理念，冲破了与出身门第紧密联系的世卿世禄制，而备受读书人推崇，“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天下士子的终极目标。同时，科举也成为了统治者用来“牢笼英才、牧驭天下” 的工具。史书曾记载，李世民视察御史府，看到人头攒动的考生，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朝代更迭如流水，科举铁打稳如山。科举选拔了不少能人志士，为社会带来了阶级流动，然而历经1300多年，世界早已沧海桑田，科举也沉疴已久。内忧外患之下，1905年，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昭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至此，科举制度宣告终结，与此同时，各地的新式学堂则纷纷开立。
1906年6月，紫禁城最高地方行政机关顺天府，筹划在北京西什库后库——天财库旧址设立中学堂，招收所属各州县子弟，学制四年，设国文、国画、算术、英文、社会学等课程。学校于1907年正式开学，1912年改称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学校又有了新的名字：北京四中。
京师公立第四中学，北京，1917年
西什库为皇家御用仓库，天财库更是存放钱钞的地方。也许是选址风水好，北京四中知名校友云集：国学大师梁漱溟、现代诗人北岛、音乐人高晓松、以及多位国家重要官员等。其名气之大，就连某位长者在1995年11月视察北京四中时，也感慨道：“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到这里来，真是三生有幸。”
作为老牌名校，北京四中的高考成绩全国闻名，不过这所高考明星学校，却在1966年废除高考的过程中扮演了微妙的角色。
1966年6月11日，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革命学生，情绪激昂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立即废除高考制度的强烈要求。这封信以独特的方式传到最高层，随即便登上6月18日的《人民日报》，并由四中一名革命形象优秀的学生在北京电视台进行了宣读。这封信成了十年动乱在教育领域的催化剂。
随后，中央便响应学生呼声，将高校的招生工作推迟半年；5天后，《人民日报》更是发表社论，宣布要将高考“扔进垃圾堆里去”。到了7月24号，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规定大学招生“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正式废除高考。高考终于如革命小将们所愿，成了被打倒的对象。
表面上看，废除高考是响应群众呼声，但事实却远非如此。给毛主席写信的那些四中学生，以孔丹为代表，家庭背景深厚。当时他们提前得到上层要改革高考的消息，就主动站出来倡议，试图得风气之先[1]。很快，这些无知无畏的学生，就被裹挟进时代的漩涡中去，直面历史和命运的残酷。
被废止的高考同样如此，在1966年，谁也不会想到，这一停便是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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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正式恢复职务，便迅速在8月4日召开了一场“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座谈会邀请的大多数是科教界名人，武汉大学的副教授查全性，也被邀请到会。査全性研究方向是电化学，其著作《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堪称电化学的“圣经”，被无数学生跪啃。点名邀请他的正是时任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刘道玉，而此时査全性并不知道，刘道玉居然是比自己晚八年毕业的化学系师弟。
当査全性在座谈会上听到邓小平批评清华新生文化素质差，被强烈刺激到了，于是主动发言，狂批当时的招生制度并谏言恢复高考，言辞激烈。
在十年动乱期间，高校的招生工作主要依靠 “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十六字方针。这里面，“领导批准”自然成为了最硬的指标。
这葫芦里到底是什么药，见惯了此类套路的老百姓心里是有B数的。1973年，日后创办万科的王石从军队复员，来到郑州铁路局水电段做工人，彼时他父亲正在柳州铁路局担任领导。工作不到一年后，工人王石就拿到了整个郑州局两个推荐上大学名额中的一个，顺利入读兰州铁道学院，你说巧不巧？
査全性在会上郑重建议：“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办。”他的话准确而有力地击中了邓小平的心弦。在开会之前，邓小平已经计划从1978年起恢复高考，而专家们对高考的强烈期待，更是给了他充足的信心。总设计师当机立断，让坐在旁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追回已经发出的招生文件，重新组织统一考试。
为了筹备这次考试，教育部硬生生地把1977年的高考，从8月份推迟到了12月份举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唯一的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另外，教育部的官员们发现整个国家居然连印试卷的纸都不够用，国家紧急抽调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才把高考试卷印出来。
昔日领袖的思想语录，变成一张张考卷，承载着被耽误青春的一代青年们的希望，发往全国各地。
十年积压，使1977的高考成为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一届，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考生27.3万，4.7%成为了高考历史上最低的录取率。尽管如此，对于广大学生而言，这仍是一股暖流。1984年，这批赶上了改变命运第一次机遇的大学生们，在国庆阅兵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
历代王朝的经验告诉我们，“开科取士”是稳定和笼络全国知识青年的最有效手段。而对于邓小平而言，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试图修复这套阶层流动机制了。
早在1973年，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主持国务院工作，便对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试图恢复用知识选拔人才的制度。这时候出现了两个代表性的人物：“白卷英雄”张铁生和“满分落榜”沈志华。
1973年，正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张铁生，凭借一向突出的表现，赢得了这一年这次参加大学招生文化考试的机会。由于张铁生从初中毕业后便中断学习，参加了劳动，因此，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整张试卷题他只会做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
白卷英雄张铁生，辽宁，1974年
但是，为了把握这次考试机会，他在考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这分明是一张“我强有实力，我弱有原因“的“感情牌”。然而，这封信却被四人帮利用，删改之后成为了一张批斗邓小平的“政治牌”。之后，张铁生受到了江青的接待，被选为人大常委，到处做报告，做演讲，以“白卷英雄”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邓小平和文化考试也被批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反扑、反攻倒算”，再次受到冷落。
电影《决裂》很好地展现了这一段招生历史。一名大学校长前往农村招生，当场录取了一位读过一年初中的公社铁匠等，并高举着铁匠的双手倡议到：这一手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这句话在几十年后的理工科学生听来，别有一番滋味，他们一直认为：先有了上大学的资格，才会练就一手老茧。
《决裂》，李文化，1975年
这一年高分考生成为了烫手山芋，无校敢收。毕业于北京四中的高分少年沈志华便是其中之一。
当年他报考清华大学，各门功课都考了京津唐电力系统的第一名，数学单科满分。清华大学招生办的老师亲自上门，说沈志华你考得太好了，现在就缺你这样的人才。然而，等待沈志华的不是录取，而是被批，“你考得这么好，就是‘白专’道路。还会英语，崇洋媚外。”而厂里有个四门功课共考15分的工人最终上了清华。
倒回到1966年，沈志华正在北京四中读初三，比给毛主席写信废止高考的学长孔丹矮了三级，但两人的命运却很类似：文革开始后，沈志华去外地串联了一圈，回家后发现自己母亲被抓了，父亲也被审查；孔丹比他更惨，父亲孔原是中央调查部部长，被四人帮投入监狱，母亲许明是周恩来秘书，服安眠药自杀。
只有被裹挟进历史中，一个人才会知道个体命运的脆弱，在北京四中革命小将写出那封倡议废止高考的信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也会被反噬。
孔丹和沈志华因为十年动乱，都没有读过大学，他们在动乱结束后，都直接考上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前者师从经济学家吴敬琏，最后做到中信集团董事长；后者师从历史学家齐世荣，成为一名著名的历史学者。而昔日“白卷英雄”张铁生，则足足坐了十五年的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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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开始招收第一批本科生，包括摄影专业。此时张艺谋正在陕西第八棉纺织厂工会，负责海报、拍照等宣传工作。这一年张艺谋28岁，超过年限的他仅报名就很折腾。两次前往北京报名，两次碰壁。幸而作品获得了专家和领导的好评，但是也在文化部十余次重要批示下，北影摄影系才破格录取了张艺谋，允许其旁听。
当多年后被问到为何如此坚定时，张艺谋坦然到：“其实，我当初想要上大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谋出路，再实际点儿说就是得到免费教育，包分配。只要是大学生出身，地位就不一样。1982年，我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这时候，我的人生才再次开始。”
诚然，1951年，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代，高等教育也是如此。国家明确规定“高等学校的学生费用由国家承担，毕业的工作也由政府分配”。而1983年出台的部分高校定向招生定向分配，更是让考生拿到录取通知书，就知道工作单位，可以从容安排学区房、对象等人生大事。
上学不花钱，毕业包分配，还能混干部，这使得高考成为了亮闪闪的金拱门，但这种好日子没持续多少久。
首先退出历史舞台的是“包分配”。1993年，国务院出台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推行“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1994年国务院、1995年教委均再次出台了实施意见，推动决心之大可见一斑。到了1996年，“包分配”被正式取消。
接下来取消的就是“免学费”。从1979年起国家财政便处于长期的赤字状态，开源节流已经成为各部门领导的重要思考内容，教育行业也不例外。1984年，高校实行了收费接受委托培养学生的计划，而1985年则推出了接受分数偏低自费生的“双轨制”，开始摸索起收费办学的路子来。
钱能解决的地方必然有腐败和争议。自费生很快也受到了社会的舆论压力，“分数不够用钱来凑”，“上大学靠爸爸”的口号也再次流传起来。但这不是事儿，主要矛盾仍是大学缺钱，财政力薄。于是，在1993年的纲要中提出，“高等教育非义务教育，学生上大学均应交费”，并在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中以法律确认。
依法收费成为了学校的圣旨，潘多拉盒子一旦被打开就无法控制。
1992年公立高校计划内学生的学费为208元/人（计划内国家负责），新规出台的当年全国高校学费平均便达到了610元/人，而2015年更是达到了5000元/人，较1992年增长24倍。而同时期人均GDP从2334元增长到50251元，增长21.5倍；农村人均年收入从784元增长到10772元，增长13.7倍；城镇人均年收入从2026元增长到31195元，增长15.4倍。
也就是说， 从1992年的农村大学生上学不花钱，发展到了2015年一个农村家庭全家不吃不喝不动弹的情况下，才能供一个大学生在大学里蹲着不吃不喝不动弹两年。
但毕竟，在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学生仍然是稀缺资源，是社会公认的“天之骄子”，高考也只是从“统包统配”的金拱门，降格为“花钱上学、花心思找工作”的银拱门，大学毕业依然是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的最佳途径，无数贫寒子弟依靠高考实现了阶层跃迁。
但在90年代末，高考含金量还得再降一格，变成铁拱门。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词有两个：教育产业化和扩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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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虽受影响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不贬值就要承担出口下滑的经济压力。而为维护外部大局承压就必须靠内部肌肉来支撑，但为了遏制1992年下半年经济的四高四热现象，国内近几年采取了紧缩的政策。因此，扩大内需，让老百姓花钱成为了当局日思夜想的大事。
1998年10月，在亚洲开发银行担任经济学家的汤敏和其妻子左小蕾，向高层提交了一份“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建议。汤敏认为和发达国家的35%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相比，我国仅为5%，存在显著的提升空间，而让父母为子女教育花钱是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的。这一提议受到了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此时，国企改革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大批员工下岗。扩招，既能减少社会就业冲突，又能增加下岗员工家庭责任压力，毕竟家庭责任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1999年6月，国务院宣布了高校扩招政策。
扩招政策带来的显性收益非常显著，1999年高考录取率从1998年的33.8%，直接飙升到了55.6%，2017年更是达到了75%。而全国教育学杂费收入（含中小学教育）更从3697亿元飙升到了2015年的43174亿元，增长11.7倍，这一数据还尚未剔除从2006年起中小学不再对义务教育收取学杂费的影响。而同时期国内GDP则从8.5万亿增长到69万亿，才增长8倍。
2008年之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一政策的初衷与结果。一方面，就业压力陡增。扩招比例最快的3个专业是经管、教育和文学，规模扩大了十倍，而人文社科类就业难度原本就比工科大，现在更是雪上加霜。另一方面，教育资源也严重不足：学生/教师比从1999年的8.4增加到2015年的17，以至于教育部规定：不给本科生上课就不能评为教授。
而为了解决就业压力，教育部再次启动了“用时间换空间的战术”，2009年开始对研究生扩招，颇具中国特色。
一些舆论也纷纷指责被誉为“扩招之父”的汤敏，汤敏辩解到，“我们提出三年扩大一倍，没想到扩大了五倍。”汤敏正是在1977年高考恢复的受益者，当年他以南宁数学教师的身份参加了高考，并顺利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妻子左小蕾正是其同班同学。
高校扩招就跟A股扩容一样，太急躁了就会降低质量，真正出钱的人还不一定捞得到实惠。因此虽然都来自于武汉大学，但刘查师兄弟“联手”提议的恢复高考，被无数学子称赞。而汤左夫妻档提议的扩招，却引来争议，褒贬不一，这也许跟出发点的单纯度有关。
急速扩招之后的高考，褪色成了铁拱门。无数大学生在毕业时，并没有感觉是自己上了大学，而是感慨道：“大学提了提裤子，对我说：你可以走了，但把青春和金钱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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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已经名扬全国的韩寒，宣布退学，高考这条独木桥，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批挑战者。
这一行为引来了不少模仿者，2006年用双色笔答题，并将对教育和高考制度不满抒写在试卷上的河南考生蒋多多；2007年的4科零分的湖南考生陈圣章；2008年在试卷上抒写“教育宣言”的安徽考生徐孟南等等。
这些考生在经历了被媒体报道的激动兴奋之后，很快就在现实生活的逼问下，学会了冷静反思。徐孟南开始劝人参加考试，并准备在2018年参加高考。陈圣章也从当年“早生或晚生100年，都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才”，而反思“当年想的太简单”，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具有韩寒那样的才华和知名度。
2018年，在韩寒退学18年之后，他撰文写道：“退学是一件很失败的事情，你们不要学我。”
2003年，教育部对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赋予了5%的自主招生权，希望各大高校依据发展特色招收有特长的学生，享受高考降分优惠。然而，2012年被评为“全国就业先进工作者”的人大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在2015年却因为利用自主招生的权力，贪污2330余万元而被法院判刑。
这也是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并不追捧英美的教育制度，反而极力维护中国式高考乃至应试教育的深刻原因：人们对社会其他领域的猫腻或许能够容忍，但对于这条愈发稀缺的命运之河，只能去死命捍卫它的纯粹，尤其是自己的子女，也要依靠这条珍贵的通道，向上流动。
正如韩寒在文章中提到的：“通过教育可以大概率改变命运和阶层这个窗口期的时间不会很长，可能也就几代人……几代人后，社会的阶级基本固化，改变命运就会变得更难了。人家起跑的时候就有涡轮增压，你一直在自然吸气。这就是可怕之处……趁现在，大家都尼玛自然吸气，别人至多有些山寨改装，你赶紧多吸几口，让自己排量大一些吧。”
这番话从一个教育家口中说出，可能像一番说教；从一个高中退学浪迹社会多年的叛逆中年口里说出，更像是贴近这个社会的一个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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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的庚子国变，以大清赔款4.5亿两白银告终，按4%的年息，分39年还清，摊派到中国人头上，每人一两。在这其中要赔给美国的，大约是3200多万两。
四年后，中国驻美公使梁诚跟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Milton Hay )会晤，谈话中海约翰说：“庚子赔款我们索要的有点儿多。”梁诚借机对于庚子赔款造成的中国财政困难和民不聊生向海约翰大倒苦水，并提议美国应该率先核减赔款。没想到的是，海约翰听完后竟表示赞同，答应回华盛顿运作此事。
经过三年的扯皮和谈判，美国政府决定从1908年开始退款，并规定清政府在退款的最初四年内，每年至少派一百名学生赴美留学。同时，美方还要求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一所留美预科学校（Training school），名为游美肄业馆，后来这所学校在1911年4月9日改名为“清华学堂”，这便是清华大学的前身。
这每年一百个公费留美名额，怎么分配便成了焦点。清政府按照摊派给各省赔款的比例，划定了各省的留学名额：直隶四名、江苏十三名、安徽五名、山东四名、山西四名、陕西三名、甘肃一名、新疆两名、福建四名、浙江七名、广东十名、广西一名、云南一名、湖北六名、贵州一名，余下的给东三省和藩部。看起来颇为公平。
但中国的国情告诉我们，这种领导分配的机制，一定会存在后门和猫腻。果不其然，清末民初的各路大佬，纷纷将手伸出来，例如袁世凯家族每年都预留了三个留学名额，袁世凯的嫡长孙袁家融，就是用这个公款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而曾国藩家、端方家也都有子弟走这路后门，曹汝霖的儿子更是顶替新疆的名额免试入学。
由此可见，早在中国大学和高考制度诞生的一百多年前，对这套制度公平性的挑战就已经连绵不绝。
因此，高考的纯粹，已经演变成这个社会的一枚图腾。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它不仅仅是通往大学的独木桥，更是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通天梯。人们一边骂着应试教育给学生和家长带来的压力，一边又对高考这座独木桥极力地维护，生怕这条承载阶层流动的命运之河，逐渐被有钱有势的顶部阶层所绕开，变成一条淤塞狭窄的水沟。
毕竟像“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这种童话，只会存在于1998年版新华字典的第673页，在现实中却无从寻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