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媒称，自从人们开始用手机支付，上海人比较喜欢的全家便利店的收银员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再重复老一套了：“您好，欢迎光临，您有会员卡吗？消费超过5员免费赠送一个酸奶……”。客人根本不需要找零钱，也不需要排长队等着，收银员只有两个举动可做：扫产品上的条形码，然后再扫一下手机上的二维码，顾客立刻就会收到一条提示，显示其所购物品的支出总额。
法国《世界报》9月6日以《在中国，移动支付在消灭现金》为题报道称，全家便利店的这种支付方式并非是上海这样拥有2500万人口的大都市所独有的现象，即便在很偏远的省份，如青海（西北）或西藏，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微信的电子钱包或阿里巴巴的支付宝进行支付。2013年通过手机实施的在线支付或商场购物交易额还只有1830亿美元，到三年后的2016年则飙升到了5.5万亿美元。
在上海市中心的徐汇区，商家营业收入的一半至三分之二是通过手机支付的。在大城市，政府也开始采取这种支付手段：在上海，水费和电费甚至医院交费都可以通过手机支付。甚至一些警察也有一个应用程序，违规者可以通过手机支付罚款，提前打招呼说拒绝手机支付的出租司机真的是凤毛麟角。
在这个四年前还是现金为王的国家，变化遽然而至。就在不久前，人们还要用现金支付房租，最起码也要辛苦地跑到银行去转账。如今，根据英国舆观调查公司今年7月份公布的一份报告，使用手机支付的中国民众比例已经达到了73%。
报道称，这种跃进主要是拜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大规模使用所赐。微信有9.63亿活跃用户，其中有6亿用户使用电子钱包；而支付宝也有5.2亿用户，手机支付操作的方便性解决了中国机构和银行业效率低下的问题。
报道称，从技术角度讲，手机支付成功的关键是二维码，这种识别码比其前辈们能包含更多信息，不仅手机能自动生成二维码用于个人支付，还能把个人二维码打印出来用于收款。有了这种技术，就连街上的商贩也可以使用手机支付：卖烤红薯的商贩骑着破旧的三轮车，其使用工具上贴着二维码，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这是在仍处于发展中阶段的中国普遍采用的“低技术”系统，这里的很多买卖只有几元钱左右。这种钱不多的买卖，不足以让卖水果蔬菜的商贩去下载苹果支付使用的NFC，这在中国行不通。
这种支付行为盛行的另一个信号是，有84%使用微信的中国人称准备不再使用实体货币。网络巨头们并未错过助推这种支付形式的时机。今年夏天，腾讯推出了“无现金日”活动，支付宝则推出了“无现金城市周”……这是两大市场行为，活动期间消费者使用电子钱包会享受折扣优惠。
阿里巴巴率先在2012年新年推出了数字“红包”转送模式，也就是中国传统上的压岁钱。2014年，在市场上还名不见经传的微信不满足于用户之间互相送红包，而是给用户发红包。为了激励消费者将银行账户绑定支付宝或“微信钱包”，两大企业开始了送红包大战，看谁送得多。2015年新年，两家企业对中国用户豪掷了10亿元人民币真金白银和35亿元的抵扣券。更豪气的微信获得了大战的胜利，其在线支付市场份额到现在已翻了一番达到了40%，略逊于支付宝的54%。
报道称，电子支付只有一个限制：年龄。根据益普索集团对微信用户的调查，中国人使用现金的比例随着年龄变大而增长：超过60岁的中国人出行时平均携带577元现金，而不到30岁的年轻人群出行携带现金的平均数额只有172元。因为年轻人认为，金钱交易早就完成了。读经济学专业的香港大学生辉浩（音）一个月前刚刚到北京来实习。他说：“和香港相反，我在北京的日子里根本用不着现金。”而他的母亲却不用电子钱包。辉浩解释说：“她（对电子支付）没信心。如果需要，通常是我负责网上购物。”
一整天都不用现金？在中国的任何大城市，这都再简单不过。要去单位上班，刷二维码骑共享单车即可，或者用滴滴打车叫一辆出租车也行，而且出行费用都可以用微信支付。至于地铁，北京已经开始了试点，在某些地铁线路上鼓励人们用手机支付替代公交卡。到单位之后，你可以通过手机订餐程序给自己要一份午餐，也可以就近到一楼就餐。
驻上海的一位记者写道：“在我们的大厦，楼下的咖啡馆老板创建了一个微信群，每个人都可以用办公室的门牌号入群。我们下单算团购，可以用‘红包’支付。”晚上，在家里你可以结一下在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平台上购物的账单，阿里巴巴还在加速推动线下超市盒马生鲜连锁品牌，你可以通过程序更多地了解产品信息（仍然是通过二维码），也可以享受到3公里内30分钟送货上门的服务。
报道称，目前，网络巨头们的垄断和在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无处不在，中国市场研究集团负责人雷小山认为：“问一问中国人，他们是否能在不借助两家企业服务的情况下度过一天，回答是这几乎不可能。任何企业如果想办成什么事儿，都要得到两家企业之中一家的支持：它们控制了共享单车应用程序、送餐和在线购物，以及很多的视频、音乐、票务、医生预约等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