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新京报《局面》拍了一个视频节目,江歌遇害案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局面》做了一件好事,终于在江歌遇害一周年之前,劝说刘鑫与江歌妈妈见了面道了歉。
虽然一起生活在青岛的即墨市,但是刘鑫父母自从在江歌被害的第二天,到过江歌妈妈的所在地接听到刘鑫的电话,知道江歌遇害而自己女儿没事时,留下一句:“刘鑫没事,那我们就走。”从此就再也没有露面。刘鑫也随后切断了与江歌妈妈的联系。
我跟我们通讯社的日本员工讨论过这一问题,假如这件事发生在日本人身上,他们会如何处理?他们告诉我,虽然刘鑫已过20岁,属于成年人,父母可以不承担监护责任。但是在日本的话,父母亲不仅会拿出一笔钱表示“救了我女儿”的感谢之意,而且会自始自终参与丧事活动,头七、四十九天、周年时一起上坟祭奠。
而刘鑫本人一定会经常陪伴江歌的妈妈,尽一份“女儿”之职。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不仅会承担很大的道义责任,而且还会遭到亲戚朋友的指责。因为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我举日本的例子,一定会有人反感。但是,我觉得这才是正常人应该做的正常事。
但是,刘鑫和刘鑫父母选择了逃避,甚至说出了“你女儿死与我们无关”、“你女儿命短”这样的话来。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不能怪刘鑫,因为家庭道义甚至人性的缺失,只会导致刘鑫采取逃避的行动——虽然她自己也已经是20多岁的人。
人只有当自己做了父母,有了孩子,才会真切体验到失去孩子的切肉之痛。江歌妈妈跟我说:“如果不是为了给江歌讨一个说法,我一定早已经随江歌而去。”在江歌的坟边,江歌妈妈给自己留了一个空穴。
所以,能够支撑这一位单亲母亲活下去的勇气,就是这一场官司。而最能抚慰这位母亲孤寂痛苦心灵的,应是刘鑫和她的家人。
但是,刘鑫和家人不仅屏蔽了江歌妈妈的电话,切断了与江歌妈妈的联系,甚至说出不少难听的话,还搬了家。
“我女儿是为刘鑫死的”,这一念头,一直缠绕在江歌妈妈的心头。随着刘鑫一家越躲越远,这种愤怒也自然是越积越重,最终导致江歌妈妈在即墨市的街头张贴传单,一定要找到刘鑫。这种做法是不是合法?也许不合法,但是,如果换成另外一位母亲的话,也会这样做,因为合理。
正因为有这一份传单,终于有人告诉江歌妈妈刘鑫一家的新住址和电话,于是也有了《局面》的登门采访,也有了江歌妈妈与刘鑫的第一次见面。
刘鑫最终能够与江歌妈妈见面,并说出“阿姨,对不起”这句话,这还是要肯定她的,说明她已经懂事,已经知道做人的道理。作为这一案件的一名当事人,刘鑫也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和血淋淋现场的记忆冲击。但是,如果她从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在江歌妈妈的身边,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一开始错了,以后就不能再错。我想,社会舆论也可以给刘鑫一个改正自己过失的机会,她也要生活下去。
到今天上午,声援江歌妈妈的网上签名已经超过了150万。日本是一个司法独立的社会,签名不一定会对公正审判构成影响,但是会给法官和陪审员们一个民意的参考。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让江歌的妈妈感受到身边还有人在帮她、在支持她、和她一样没有忘记已经变成骨灰的美丽侠义的女儿。事实上,她身边除了一位与她一起饮泪的老母亲,没有其他可以商量和依靠的人。
因为江歌妈妈不懂日语,日本警方和检察院的所有调查案卷的复印件,都送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把厚达一尺的案卷看了几遍,包括凶手陈世峰的供词、刘鑫的证词、警方保留的刘鑫报警时现场录音和刘鑫与江歌最后对话,刘鑫与陈世峰、刘鑫与江歌微信联络的记录。
因为涉及守秘义务,我目前还无法透露细节内容,但是在整个案件,尤其是江歌被害过程中,刘鑫是负有很大责任的。假如,陈世峰的供词是靠谱的话,江歌妈妈估计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刘鑫。
所以,有时候,道义的责任,比司法的责任更重大。很期待,刘鑫能够出庭作证。
江歌妈妈到日本的第二天,拿了一包东西来我办公室。她跟我说,这是日本警方给她的有关江歌被害的照片,她没有勇气看,但是又很想知道女儿最后是怎样死的。我按住她的手,对她说:“一辈子都不要打开,你只要记住女儿的美丽就行。”她哭了。
其实,我已经在检察院提供的案卷中都看了,十几刀,很惨很惨!为了不让江歌妈妈看到,我把那一部分案卷预先抽走了。看了之后,连我杀陈世峰的念头都有,而江歌妈妈会疯的。
下个月开庭的时候,我会陪伴江歌妈妈走上法庭。
我想,我代表的不是我本人,而是所有关心支持江歌母亲的朋友们。我们需要支撑她打完这一场官司,并最终帮助她走出案件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