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如今，中国在互联网产业上和美国一同处于世界范围内的绝对领先地位。
从大型公司角度分析，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市值分别达到了5700亿美元和4800亿美元，与全球所有信息科技企业相比已不相上下，仅有9090亿美元的Apple、8150亿美元的Google、7090亿美元的微软、6566亿美元的Amazon超过了腾讯，腾讯已超越5502亿美元的Facebook。而处于第二梯队的百度、京东、网易市值也分别达到了894亿美元、643亿美元和439亿美元。
从中型公司角度分析，在TechCrunch实时统计的独角兽公司排名中，市值前11名的独角兽公司中有6名来自中国，分别是价值750亿美元的蚂蚁金服，520亿美元的滴滴，450亿美元的小米，300亿美元的美团点评，200亿美元的今日头条，185亿美元的陆金所。
在互联网科技的多个子领域，例如移动支付（支付宝、微信）、互联网金融（陆金所、蚂蚁金服）、交通出行（滴滴、摩拜、OFO）、移动化与本地生活（美团点评、饿了么）等，中国的发展与创新甚至都不逊色于美国。
恰当的发展时机、相对独立的市场所带来的规模优势、意识形态原因导致的近似产业保护效应、充足的资本支持与助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中国互联网产业在过去20年的迅猛发展，并形成了今日中国和美国的在互联网领域的双强局面。
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机遇所带来的优势，腾讯、阿里、百度才可以凭借在资本市场上以高估值获得资金，并支持其过去五年在海外的大量投资与并购；也同样是基于这种特殊机遇，小米、传音、猎豹、今日头条、摩拜等企业，才可以利用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在互联网领域的科技代差，实现在海外市场的直接拓展。无论是腾讯或阿里所使用的通过投资和并购间接进入国际市场，还是小米或摩拜所使用的通过业务扩张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中国互联网企业都在逐渐完成从“中国企业”向“跨国企业”的转型。
上一代中国企业，更多是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其主要竞争力在于中国廉价劳动力与较低的运营成本，因此可以向国外出口便宜的农产品、纺织品、玩具以及电子产品或机械零件，而很难在海外市场实现真正基于品牌、技术或服务竞争力的业务拓张。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先进的整体产业环境，也让小米可以将其相对成熟的手机产品与移动操作系统在印度和东南亚销售，让传音可以发挥深圳发达的电子和通信产业供应链所带来的优势，而实现低端智能机在非洲销售，让摩拜和ofo更可以利用原创的领先模式，将其结合了互联网与硬件的出行服务在欧洲和东南亚市场实现渗透。
互联网领域的特殊机遇给了中国在信息革命中对西方实现弯道赶超的机会。如果能够抓住互联网或新科技的高速发展，借助互联网和信息科技完成农业和工业的产业转型，中国将有可能大大提升生产力。生产效率是决定一国经济长期发展速度的唯一要素，因此信息科技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至关重要。
但是同时，中国在信息产业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甚至危机。
一个必须承认的现实是，中国目前的互联网科技产业过于集中在消费级互联网领域，在企业级领域严重落后于美国与欧洲，而在与其他产业结合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方面差距就更大。如果中国在未来5年－10年仍沉湎于在消费互联网领域的成就，而在企业级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或信息化领域止步不前，就可能浪费在信息产业上的特殊机遇。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它所遇到的特殊时代机遇基本上仅限于消费级互联网领域，即抓住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互联网全球化和民用化契机。但是，在计算机和软件领域，以及随之诞生的企业与工业信息化领域，中国并没有获得同样的特殊机遇。
美国为中国消费级互联网产业留下的机会窗口
在讨论中国信息科技产业的机遇与危机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信息科技产业在美国的发展历史，因为我们之后将会看到，这与中国信息产业的过去、今天与未来息息相关。
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引发了英国和法国的强盛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德国和美国的崛起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科技革命）同样也为新的大国崛起提供了机会。直至目前，信息科技革命的主战场和主要的成果积累都集中在美国，这也是美国可以在“二战”之后维持其生产效率和信息化水平在全球领先的重要原因。
总结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历史，从20世纪中期开始酝酿的信息产业革命，首先发源于“二战”中的先进武器对高速度与精度的计算能力的需求。从1945年的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到50年代美国军方主导研发的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直至60年代－70年代得州仪器和IBM推动逐渐成熟的基于半导体和单晶硅片的集成电路计算机，这些信息科技发展的里程碑事件无一例外都发生于美国，而且于早期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资金和军方力量的主导。
与此同时，基于计算机技术的互联网科技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发展，并且和计算机一样，现代互联网的前身也是脱胎于美国军方研究的成果。美国国防部高等研究计划署（ARPA）在1960年创建ARPA网络，并在1973年扩展成互联网；1974年，ARPA的罗伯特·卡恩和斯坦福的文顿·瑟夫提出TCP/IP协议，并成为互联网的基础性协议；80年代，互联网开始从美国军方和学术界的近似内部网络向全球的学术界和民用界开放，并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英国人约翰·伯纳斯-李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工作时建立的万维网实现了其民用化的普及。
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关键成果和发展基本由美国（尤其是美国军方与政府）贡献导致的结果是，今天的国际互联网管理权几乎被美国垄断。虽然可能与常理相悖（但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相符），但是今天国际互联网的域名系统、根服务器系统、IP地址资源均被一个总部设在美国洛杉矶附近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ICANN（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组织）所协调、管理并分配。
在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主导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产业的背景下，中国在互联网科技领域有其特殊机遇，但是也有其劣势以及潜在危机。
中国的特殊机遇在于，当互联网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国际传播与民用化时，中国已经通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基本融入了国际贸易与经济体系，从而可以吸收互联网领域的最新技术，实现该产业的迅速发展。
美国民用互联网产业的爆发在某种意义上起源于网页浏览器。浏览器的演进与竞争及20世纪70年代后就已逐渐成熟的个人计算机产业普及了互联网的传播，推动了Yahoo、Google、AOL、Paypal、Amazon、Ebay、Priceline、Facebook、Twitter、Snapchat等企业的先后涌现，进而创造了我们今天所身处的全球互联网时代。
如之前所述，计算机技术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就已开始酝酿，而在50年代－60年代即逐渐发展成熟，而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和欧洲就开始了企业信息化和工业信息化的历程。
早在1953年，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就为帮助通用电气公司提高薪资处理效率而安装了美国第一台商用电脑，从此开创了企业信息化的时代；而同一时代的中国，刚刚开始历史上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并即将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公私合营”。
70~80年代，美国计算机和软件产业逐渐成熟，随之而来的是日后巨头的先后诞生：微软成立于1975年，苹果成立于1976年，甲骨文成立于1977年（在更早的时候，SAP于1972年成立于德国），EMC成立于1979年，莲花软件（Lotus）和Sun Microsystems则成立于1982年，而IBM更是早在40年代就已开始推动企业级计算机技术的研发；而同一时代的中国，仍在市场和计划之间反复摇摆，1984年才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因此，不同于消费级互联网产业，中国在企业信息化领域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相对于美国与西方的滞后，而这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的消费级互联网产业可以利用其特殊发展机遇实现快速扩张，并且通过吸引资本、人才与社会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扩张，并维持其高利润率与回报率；与此同时，企业级互联网产业由于先天的起点落后而回报率偏低，因此导致其所需的资本、人才等资源被消费级互联网侵蚀且占用，在发展水平上持续落后于西方。
中国在企业级信息化领域所面临的“市场失灵”威胁
和消费级互联网高歌猛进的发展相比，中国的企业级互联网和工业信息化一直严重滞后。
同样从企业的角度分析，美国的Oracle、Salesforce、Workday和Servicenow分别达到了2116亿美元、818亿美元、246亿美元、249亿美元的市值，而市值7079亿美元的微软和6566亿美元的Amazon也有很大比例的企业级业务。而中国除了阿里和腾讯有部分云业务以外，没有主流互联网企业的主营业务是企业级服务。
从市场整体的角度分析，根据Gartner的数据，美国企业级SaaS在2016年的规模是1000亿美元，而根据易观的数据，中国企业级SaaS在2016年的数据是300亿元人民币，即是45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市场的5%。
在工业信息化领域，如果我们只看机器人子领域的发展，瑞士的ABB、德国的库卡、日本的发那科和安川电机基本垄断了全球工业自动化市场，在中国也拥有7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在中高端领域则几乎垄断）。
当然，中国在企业级信息化上的落后也有中国整体经济和商业背景的原因。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诸如纺织、玩具、轻工业零件、电子产品加工等行业，主要依靠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实现产品的低成本，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力，而在国内市场，市场经济对商业发展的促进也给各个行业和市场带来了高速增长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不是高效管理、技术研发或精益成本控制，而是通过强力的销售和营销迅速占领市场，实现收入和规模的快速扩张。
2015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只有7318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7.4%，世界平均的40%，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仍是劳动力相对密集、资本相对不密集的粗放型经济。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和劳动力的相对廉价自然不会让中国企业对管理信息化和生产信息化具有强烈的需求。
但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从1996年到2015年的20年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化增速为8.6%，大大高于1.3%的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美国1.6%的同期增速。同时，劳动力成本则在1995年-2015年期间经历了14.5%的年均增长率。在劳动力成本大幅提升的背景下，精益管理和成本控制必将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提上议程。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增速逐渐降低并维持L型的走势，市场边界逐渐稳定，产业逐渐成熟，中国企业在收入增长潜力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必然更加注重内部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节省成本、降低费用，从而提高利润。当然，随着中国企业运行效率与工业生产效率和跨国企业的差距越来越大，它们对信息化与互联网化的需求会逐渐积累且强化，而满足这种需求的投资回报率会越来越高，直到最终超越消费互联网，而那时，中国的企业级和工业级互联网必然会迎来发展。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到了那时，中国可能已经失去了在这些领域的赶超机会，而像传统机械工业和电子工业一样，需要付出与西方技术的代差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在这种场景下，中国在企业级和工业级互联网领域就面临着这种市场本身失效所带来的威胁。这也是保罗·戴维和克鲁格曼“QWERTY经济学”的另一次体现：在起点上偶然的不同决定了产业的整体发展与路径，并塑造了后续的比较优势。事实上，也正是基于对类似信息技术产业中的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自然垄断和网络效应的观察，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在1985年提出了战略贸易理论（或称规模经济贸易理论），并让克鲁格曼在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市场经济的无条件支持者们总是强调，市场运行本身能够带来的系统总福祉的提升，但是他们的分析始终忽略了政治、社会、心理等非经济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在很多时候会产生至少与经济和商业同等重要的影响。即使忽略这些非经济因素，经济体系内部的信息失灵、交易成本、规模效应、自然垄断以及路径依赖也都可能导致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的失效，而本节的分析就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这种失效。
同样的市场失效也可能会在应用性技术和底层信息技术之间发生。
信息科技的底层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已经由美国军方以及军方资助的研究项目发展成形。虽然ICANN逐渐向国际利益体开放，但是互联网核心技术与管理权一直在美国的控制中。同时，甲骨文、SAP、EMC等公司在底层数据库和数据存储领域相比于中国企业也仍然优势巨大。
在今天，腾讯、百度、阿里可以开发从网站到Android应用到iOS应用的各类互联网软件，也可以在自身平台内部创建一定的生态，比如百度曾经推出过的轻应用和腾讯今天主推的微信小程序，但是中国没有任何互联网公司有足够的技术实力开发一套独立的PC或移动操作系统。
汽车和家居等物联网平台以及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等新兴交互平台，本是互联网企业开发新一代操作系统的潜在契机与切入口，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中国企业至今均没有能力开发出适用于这些领域的底层操作系统，阿里的YunOS和小米的MIUI都是基于Android的定制系统，技术含量与意义非常有限，而腾讯和百度甚至没推出成形的独立系统。
当腾讯、阿里、百度利用资本市场对其的高估值和高信心继续在消费级互联网领域拓展业务版图时，基础的商业逻辑事实上在自然地引导着这些巨头刻意避开底层技术。这个逻辑很简单：信息科技的底层技术，无论是网络传输协议还是操作系统，都有强烈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和Facebook一样，越多的人加入其中，对已经加入其中的人的益处都越大。因此，即使互联网企业花费百亿甚至千亿级别的资金与大量的时间和人才掌握了底层技术，也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轻易利用这套技术创造出真正的商业价值。微软的Windows Phone系统就是一个例子：它在iOS和Android的夹击下最后被黯然放弃，因此对微软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如果说20世纪末人们对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担心可被认为是杞人忧天（因为美国、西欧、日本仍掌握着绝大多数工业领域的尖端技术，并通过长期的工程经验积累维持了其对大部分新兴国家在制造业上的优势），那么中国的互联网和信息科技产业可能经历的另一种“空心化”（即过于偏向消费级互联网或应用性技术，而在企业和工业互联网和底层技术领域空心化）则可能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危险。
公共部门对信息科技产业的适当介入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于2015年提出将“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如果得到恰当的引导，这项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扭转中国信息产业在底层技术上的存量性短板与方向性危机。正如之前所述，美国的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科技在早期也是从军用技术演变而来，而它们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民用化也离不开军方与政府资金的推动，这正为今天的中国树立了一个可借鉴的榜样。
虽然在超级计算机和量子通信等尖端信息科技领域，中国政府和中央研究机构提供了大量资源并造就了中国今日的国际领先地位，但是如果论及中国的信息科技与互联网行业的主流发展路径，成功的企业仍大多遵循 “民营企业家创业、美元基金投资、最终海外上市” 的模式，除了一些税收减免和政府补贴以外，互联网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基本没有得到来自体制内部的强力资源与技术扶持。
当然，必须承认，正是这种由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让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得以具有今天国际领先的产品、技术和运营能力；但是，正如之前所分析的，也正是这样的市场机制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着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避开了没有中短期经济价值的底层技术和企业级和工业级技术领域。而军民融合战略的目的则正是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民用科技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而如果这个过程能够被正确引导，就不仅可以为军用领域的技术发展提供市场化机制的刺激与社会力量和资源的支持，而更可以为民用产业中的科技领域（尤其是存在方向性危机的信息和网络科技）提供军用技术的补充与支持。
军民融合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北斗卫星导航技术的民用化。虽然北斗系统相比于美国的GPS在技术上仍处于绝对劣势，而且在中短期的未来中仍将处于劣势，但军方和政府主导的技术研发及持续提供的资金与资源支持保证了中国在这个具有极高门槛且私营企业完全无力进入的关键领域得以逐步积累技术，甚至形成本土产业链。
虽然北斗的民用化发展（包括阿里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在2015年的合资），目前仍主要围绕于提高军方掌控的北斗系统在民用领域的技术应用率与市场占有率，即仍处于争取社会资本资源支持军方技术发展的阶段，但是当北斗在技术和应用上逐渐成熟甚至塑造出整套产业链与生态系统后，必将对卫星导航、通信技术、芯片与集成电路、互联网服务等产业的综合发展提供有力的助推。
如果中国互联网产业在未来5年到10年可以从体制内获得类似于美国军方或政府在20世纪末所推动的民用化技术转移，将至少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在信息科技底层技术领域的部分突破。
当然，威胁将始终存在，因为我们在引导公共部门的介入时，也同时必须忍受公共部门的天生弱点。我们必须承认，市场会失效，政府也同样会失效。事实上，在任何社会中，公共部门在激励和效率上的劣势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自身行为造成扭曲，并可能造成社会总福祉的损失，这也意味着，在公共部门介入产业发展时，政策制定者、学界和产业从业者必须要对其权力范围与政策路径进行有效的引导与监督。
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人类本身就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而这并不意味着身处于其中的我们在面对明显的危机、困局时不去试图积极寻求解决方案，而只是寄希望于市场的“无形之手”慢慢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就连20世纪自由市场最伟大的守护者弗里德曼也会犯错，在香港政府1998年用直接介入股市的方式击退索罗斯时，弗里德曼愤怒地说“香港搞错了”，在他看来，政府直接介入股市只会意味着对自由精神的背弃和香港的公有化，而泰国或马来西亚的政府虽然没有“搞错”，却只能容忍金融市场的崩溃和之后多年令人惋惜的经济下滑。
事实上，任何市场都是由无数积极而智慧的个人组成的，而当同样的一群人去为解决市场失效而试图制定公共或集体策略时，这何尝又不是另一种市场呢？如果市场失效所带来的危机和萧条我们可以忍受，那么政府失效也似乎不一定是世界的终结。
总结而言，在信息科技前沿领域，自由竞争的市场运行很容易通过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的方式带来我们不愿看到的结局，偶然与概率造就的起点落后可能造成整条产业链的系统性落后，这是市场的失效；而寄希望于通过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及军民融合的技术合作来实现对市场失效的弥补，则需公共部门的高度“有为”。西方的公共部门在“二战”的残酷压力下成功实现了对信息科技的推动，而中国在接下来十年，也亟待类似破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