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去纽约出差，参加《巴伦》周刊一个机构投资者的闭门会议。 早晨8点左右，人陆续到了，三五成群地站在那里聊天。我迅速地扫了一眼，有些人看着眼熟但我并不认识——参会者多为全球投资领域的大佬，眼熟的人或许经常在电视上现身。
组织者提供的名单显示，上百名参会者都是大型投行、大型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等投资、财富管理的负责人，平均下来每个人管理的资产大概能达到50亿美元。
这些资本界大佬们气场强大，自信中多少有些自负，毕竟他们具有云集影从的金融市场和行业影响力，甚至可以创造新的市场。
我拿了些早餐，找了张没人的桌子坐下来。对面很快坐下了一个体面而低调的中年男士，他的胸牌上写着摩根大通的字样。我们简单地聊了起来。他提到了位于斯里兰卡南部交通要冲的汉班托塔（Hambantota）的港口，他讲述了中国招商局集团如何巧妙地把连年巨额亏损的汉班托塔港作为目标，如何在关键时刻以11.2亿美元的总投资获得汉班托塔深水港99年的特许经营权，对该港口进行开发、运营和管理。
然后他话峰一转，说“这是典型的罗姆尼打法，中国企业家是罗姆尼的好学生”。
罗姆尼的名字最近不常听到了。他人生的顶峰是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和前总统奥巴马角力。此前他与人合伙开办了投资公司贝恩资本，在他领导下，公司年投资回报率为113%，通过控股并购获利。
摩根大通男感慨道，罗姆尼这么做，大家说他是精明的商人，但罗姆尼的“中国学生”如法炮制，却招惹来是非。
在惹上是非的“中国学生”中，近来一直处于舆论焦点的是中兴通讯。
中兴通讯事件汇集了中美戏剧性冲突的要素：中美观念的差异、信息的错位，两大强国间彼此激烈的竞争、双方在技术角逐中暴露出的力量失衡，对未知的恐惧等等。在微信上，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则对我直言说：“我觉得迄今为止，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兴了，这个问题能解决，中美就应该不会开战。”
中兴被放在这样的高度我多少有些惊讶。屠新泉解释说，中兴事件是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标志，它对中国的杀伤力最大，对美国的反作用力也最大——所谓杀伤力是指，美国的确处于上游的有利位置，可以对中国的经济利益造成很大的伤害，但同时，这也会极大打击美国作为全球价值链合作伙伴的可信度；杀死中兴就是切断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中国依赖美国其实是美国的优势。
在中兴命运悬而未决之际，联想誓死要打赢荣誉保卫战的文章刷屏。联想的问题，业内人士这样对我描述说：自己业务不争气，碰上危机公关也不给力。我在纽约和华盛顿接触的多位业绩人士表示，在美国，华为最为麻烦，因为华为太强大了，中兴落后很多，联想业务竞争力并不强。
当爱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意和噱头的环境下，华为、中兴和联想被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在美国，民族主义带来了“美国优先”的治国策略，四处扣“国家安全”的帽子，华为、中兴这些率先实现全球化的中国企业有意无意地成为靶子；在中国，狭隘的民族主义把企业的技术行为、高科技产业自身的发展放大到国家危机存亡之际的道路选择，联想5G投票也成为靶子。
能和爱国生意、爱国噱头有所抗衡的，则是国际分工已然形成的产业链。
中美谈判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在于，双方的底线互相有无重叠区。 图：金焱
就算是美国，闭门造车也很难
在纽约闭门会前一天的晚上，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前白宫官员。当时他夹裹在纽约街头的滚滚人流中。我问，哪个是他？朋友说，长得有点像小电影明星的那个。
前白宫官员风流倜傥，和我们讲起他去迪拜的经历。说他在那里看到新推出的华为智能手机，非常惊艳，把玩了半天，最终也没有买，因为他记起华为手机在美国基本是被禁的。美国大型运营商不敢支持华为手机，所以就算他买了，一出现问题也找不到售后设备支持。
华为手机进军美国的悲剧只是华为在美国发展各种坎坷的一个缩影，此前有华为和思科长达十年的对垒，对打虽然似乎没有输赢，结果却基本被市场绑架，而华为也从此成为美国国会议员长期怀疑的对象。
在数字时代，国家安全与技术，创新，与国际较力密不可分。中美竞争在此时展开，国家安全的焦点集中于技术转移和网络空间的安全。
2012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直接得出结论，说华为和中兴通讯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因为它们试图获取美国公司的敏感数据。2016年，安全调查人员在华为和中兴的某些手机上发现了一个预装软件，其中设置了每隔72小时把手机上的所有短信发回中国的后门，这为美国政府对华为的不信任提供了潜在证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简称FCC）上个月更直接针对华为一致投票，阻止接受联邦政府补贴的电信运营商使用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危险的供应商。
华为在美国总有点儿时运不济。
美国持续数十年的政治极化催生了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深度怀疑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对大的机构没有信任，对全球的精英都不愿苟同。这种甚至有些玩世不恭的态度又以某种爱国主义的外衣呈现出来。
我的一个美国朋友能量很大，两年前她请我参加一个大型活动，还出面请来了时任副总统的拜登。一年前她的公司突然转型做网络安全咨询，这一转型让她如释重负。此前她曾长时间焦虑不安，不知道应向何处转型，她对我说，现在看来往国家安全上靠，绝对是正确的选择。
互联网靠光线宽带等基础设施的支撑，也靠引发网络热议的联想5G投票等标准的设定。在网络的发展创新过程中，中国和美国都发现，各种跨越国界和主权的全球性数据流动带来很大的挑战。
放在美国国家安全的背景下，中兴、华为、联想等中国科技企业被指责以惠普、思科和微软等美国科技巨头作为踏板进入美国联邦系统。联想和华为因向美国公司提供各种硬件产品，被认为有“ 网络间谍 ”的风险。中国组装了全球大部分消费电子产品和商业电子设备，一些国会议员指责中国一直利用这个制造能力搞商业间谍活动，以提高企业竞争力。
2012年10月之后，华为被挡在了美国市场之外
美国网络风险管理公司Sera-Brynn，曾在美国网络安全市场研究公司Cybersecurity Ventures发布的季度全球网络安全企业500强的名单中挤入前十。几个月前其首席战略官Heather Engel警告说，政策制定者和行业领袖相信，网络安全风险管理不只是业务目标，还是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企业在网络风险管理上投资有重要的商业意义，因为它们的供应链的弹性取决于网络安全。
我问Heather Engel，美国现在有各种讨论，认为美国供应链暴露出对中国的脆弱性，情况真的那么糟吗？她说“威胁真实存在，供应链的威胁对任何企业都是非常真实的”。许多最近的数据安全事件都始自供应链。她提到了去年美国最大信用报告机构之一、Equifax的黑客入侵事件，它使超过1.45亿美国公民的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成为美国史上最大规模和影响的数据安全事件，还有更早的美国百货零售商Target的用户数据消息泄露事件。
安全研究中心Ponemon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表明，56％的企业发生过供应商带来的数据安全问题。
在支持美国联邦信息系统的商业电子组件和信息系统中，中国供应商的角色举足轻重。中国直接被国会点名——供应链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来自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政府和实体，他们指导或补贴供应商生产，制造或组装产品。
下一步是什么呢？完全不用中国供应商的产品？想想都不太可能。商业信息技术的供应链是由东亚供应商控制的国际化生意，中国是东亚诸候中的主要角色，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硬件出口商和进口商，也是计算机工作站、笔记本电脑、路由器、开关、光纤电缆和打印机的重要生产地。
Heather Engel也持同样观点，她说，解决方案不是把所有的中国供应商都禁了，毕竟现在的商业是全球性的，中国又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算是中兴，华为等中国供应商完全被禁，也不存在其他的供应商就“完全安全”这回事。
显然除去中国也没有多少其它可替代选项，那美国要不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Heather Engel给的答案是，鉴于当今商业、特别是信息通讯技术（ICT）组件的全球性，美国很难闭门造车。
网络空间的竞争加剧了现实世界的较量 图：金焱
上有胡萝卜大棒，下有供应链
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国的日子不好过，美国在华的企业也紧张。
前麦肯锡高管欧高敦（Gordon Orr）负责麦肯锡亚洲地区业务20余载，主要集中于科技行业。如今他是联想、英国太古集团（Swire Group）等企业的非执行董事。前两天他告诉我，美中之间贸易和投资局势紧张，许多在华的美国跨国公司都在担忧是否会惹火上身。
欧高敦于是为他们出谋划策。他说，如果真的发生了政府主导的“抵制美货”，那只能听天尤命；量级低些的中美对抗，还是有些技术手段可用，至少减轻潜在的负面影响。
这些技术手段从细节入手，从小事入手，其中包括：
多拉着自己企业的全球高管到博鳌亚洲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等露露脸，和政府官员及各种大咖们混混；
别光忙着批评——比如批评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政府采购问题，也多承认一下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起码批评、肯定平衡一下；
看准中国政府当前的优先事项，参与其中，不要退缩。比如参与到政府号召的精准扶贫和节污减排当中；别扭扭捏捏，大声讲出来你们怎样帮助中国消费者/企业更轻松地从全球采购；
确保企业遵守中国法律，特别是在税务、人力资源和数据保护等方面；
对网上言论不能掉以轻心，不但要盯着，还要快速回应；
企业管理层心里要有数，在中国境外的行为和声明对中国也有影响。接受《华尔街日报》或CNBC的采访，对记者的言论可能会被断章取义，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无限放大，所以谈话尽可能保持平衡……
这真有点儿草木皆兵的感觉。美国和中国的竞争会加剧到什么程度？我去请教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他说，双方竞争在加剧，甚至可能接近于互相冲突，但与19世纪或20世纪不同，现在主要大国间的竞争是彼此争夺全球经济的权力杠杆——控制规则和制度，标准、商业和技术，冲突的焦点不再是军事角力或领土扩张。
在这一竞争中，在刘易斯看来，创造新技术的能力起关键作用，尤其是信息技术，这是鉴于其对政治，安全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言。技术和创造新技术的能力已成为两国关系的关键要素，中美关系中有紧密的商业合作，同时政府间深度互疑，这一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紧张的局势。
美国母亲节那个周日，华盛顿突然而至的燥热天气因一阵紧似一阵的雷阵雨而凉爽起来。未到午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Twitter上出人意料地发文“解禁中兴”。四天后，美国众议院顶风行动，一致通过了对中兴实施制裁的修正案，让中兴的命运更加扑朔迷离。
中兴是科技企业高度全球化的一个代表。中兴有8万员工，如果中兴死亡，算上产业链，渠道商将有数十万人受到波及——通讯设备全球分工程度极高，从底层芯片到系统软件、生产线上的测试工具、研发中的开发软件，都需要全球化的产品与技术。通信设备商再牛，也没有人能做到全产业链全覆盖。
其实特朗普也有他的苦衷，那就是战线没有那么分明。特朗普难以接受的一个现实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多专注于营销，设计和创新，同时把业务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外包出去。通过全球供应链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扩大美国公司的全球市场份额。因为特朗普对传统贸易理论的颠覆，使他在贸易上和中国较劲的同时，也在其它战线上开战。
在和加拿大、墨西哥对北美自贸协定（NAFTA）进行了9个月的谈判后，前两天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他不能重新调整美国的贸易赤字和增加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他就会退出这项协议。三方谈判的最大争议是汽车问题。
一辆车大约有3万个零件，电脑、智能手机的零部件要少很多，但也需要数百个零部件。无论汽车还是电脑、智能手机，很多零部件都不是在美国制造的。美国正在推动收紧汽车零部件原产地规则，该规则将规定一辆汽车必须拥有多少比例的当地零件，才能享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免税待遇。
NAFTA对整合北美地区的汽车生产制造和供应网络的增长有很大贡献。
在墨西哥的萨尔蒂约，工商业活跃程度相当高，全球性的汽车巨头都在这里有相应的地理座标 图：金焱
两年前我去墨西哥北部的萨尔蒂约（Saltillo）采访。受益于生产制造的全球化，这个城市充满了工业城市的噪杂与兴奋。它是美国和墨西哥市场的配送中心，汽车企业塑造了这座城市近90％的经济基础，汽车工业的压倒性优势使萨尔蒂约成为墨西哥最大的汽车制造中心之一，墨西哥生产制造的汽车中，37.4％的轿车和62.6％的卡车在萨尔蒂约组装，萨尔蒂约因而被称为墨西哥的底特律。
美国汽车研究中心产业组主任克里斯汀·基客翟克（Kristin Dziczek）告诉我，NAFTA允许汽车生产商以最低的成本生产，降低了供应链风险，从而保证了汽车的生产制造留在北美。若没有NAFTA的存在，美国汽车工业的很大一部分将会转移到亚洲、东欧或者南美等低成本国家。不管特朗普怎样威胁，在NAFTA的前提下，供应链不断增长、相互关联，这不会轻易就被取消掉。
中国也是一样。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原副总裁朱民说，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产业链将会影响全球的产业链，如果贸易摩擦持久化，将会引起全世界产业的转移和再造。
全球化的速度史无前例，信息通讯技术现代化努力越来越依赖于私有企业与商业现货产品。这些新产品的供应链更复杂、更国际化，也有更多变数。
有学者指出，美国通过创新和生产刺激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部分份额，并决定了中国出口的速度和范围，这本身是中国开放进入全球一体化的结果，而不单纯是中国竞争力提高的结果。
从产业链的角度上，一方面，中美产业链的互补性都很强，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发展新的技术、与新的供应商达成合作，供应链也在不断变化。中兴、华为和联想都是这个不断变化的供应链的一部分，他们串起了我们的世界。
